近来，一系列社会事件在公众间快速传播，在微博上异常喧哗，在社会舆论场上引发热议。诸如，清华大学一名学生数年前的铊中毒事件至今当事部门没有一个确切回应;昆明近郊计划投资一个化工项目因为群众担忧环境破坏而上街集结;还有京城一起外籍青年女子自杀事件引起人们围观直至警方动用警力平息事态……
直观地看，这些事件都是舆论场的“恶”事件，也都是一些孤立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和局部性。事情发生后，一些“碎片式”信息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不明真相人不担责任的肆意传播，或某些别有用心人蛊惑亦造谣，结果出现了一些围观性社会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
当前，中国正处于极速转型时期，全社会普遍弥散着一种焦躁情绪，一旦某些局部的、个体性事件处置不好，极容易因小事件而引起巨大的社会群体情绪波动。由于集体行为往往表现为非理性和无序性，集结的社会情绪便会一次次向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发起挑战，政府的公信力也一次次被无端的公众舆论所“灼烤”。
应当说，自从2002年国内出现非典疫情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情和快速处置能力大为提高。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以最快速度表明真相，动态反映处置结果，成为政府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基本工作环节，也成为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基本要求。在处置一系列突发事件方面，政府的快速回应能力已大有长进。总体看，政府已是越来越更有意识地通过对事件的公开、透明、迅速、公正地解决去塑造、培植自己的公信力。
以北京“京温服装城女子跳楼事件”为例，北京警方从5月3日案发，8日聚众，10日公安部门公开案情结论，并找到造谣者，央视也及时播放了事件录像，应当说，事件处理算比较快了。再看昆明市政府，在群众集结事件发生后，也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表示，市政府要搭建民意沟通的平台，积极探索和借鉴有效方式，确保民众对重大项目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民主决策权。朱令事件由于距今时间较长，还有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核实。
抛开具体事件，体察问题的实质，认清背后的隐含因素，是解决矛盾，推进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我们注意到，当前社会经济矛盾似乎处在高发阶段，动辄一些小问题就引发为群体事件，一些局部性问题很容易上升为全局事态，最后矛盾的焦点都会指向政府的执政能力、行政能力和社会公信力。这既与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矛盾比较集中有关，也与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信息传递过快相关联。无论各种事件产生的缘由如何，妥善应对和化解社会矛盾，都是对各级政府管理社会水平和能力的必然考验，也是对政府在群众中树立公信力的不断检验。
从当前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同时会发现这样的特点，每件事件的发生，似乎都呈现出互联网舆情与政府信息公开速度的“竞跑”，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网上舆情汹涌，波及面之快，还是超出了政府对事件正常处理的节奏。或许要调查事件真相，或许要谋划处置程序，或许要整理回应材料，或许要弥补工作中还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短板”，当局者要做出正确的解决步骤，要比网上单个信息发布者的“碎片式”信息发散远远复杂的多。在这样的时间差中，政府信息公开没有能跑赢网络，致使不明真相的群众与政府产生了对立，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部分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其实就是政府在社会转型期间必须要承受的一种被指责的痛苦。
问题的背后，根本上还隐含着这样的问题，如何让社会大众更多地相信政府，能够让群众通过正常的信息渠道不断获取正确的信息引导，能让政府的公信力始终作为牵引公众神经的最终引绳。这里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和不断追问当下政府还不能完全得到公众理解和信任的现实社会生存土壤。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前不久策划了一组选题，对眼下中国社会存在的“全民焦虑症”进行问诊。文章提出，“全民焦虑”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社会病，这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并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状态。其表现就是公众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程度远超对宏大命题的焦虑并将这种情绪相互传染。其社会背景正是出于急速转型社会进程中，由于各项政策、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使得人们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也不断加剧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社会信仰缺乏和道德危机。文章呼吁，要打造公正合理的社会规则体系，加快构筑一个全民能够共享和平等参与的发展型民生保障体系，政府为此应当更有大的作为。以此分析，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当前社会的民众信仰生态。
因此，建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公信度，首要的必须从政府自身建立公信力做起。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完善，并确保使其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自然，打造诚信政府、法治政府也是建立政府公信力，重新唤起社会信任的不二选择。
信任来自透明，敢说真话才会赢得政府公信力。正是因为过去我们不少地方，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或社会矛盾时惯于遮遮隐隐，惯于以形式代替内容，惯于以政府强势的话语权挫伤了弱势群体的知情权，一句话，以政府的本位侵蚀了“以民为本”，致使在一系列突发事件发生时，群众宁愿去相信小道消息，而不愿意听政府的正面声音。政府应当没有一己之私，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尽可能地公开透明，能以信任换取信任，各种谣言蛊惑就会在真相面前不攻自破。
信任来自公正，敢于惩恶才会赢得政府公信力。正因为中国社会处在快速转型期，各种社会焦虑情绪会引发不少越轨行为;正因为社会客观存在的差距或不公正会加重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和短期化行为，催生各种有害的、失控的群体行为。如果作为执法者处置不公正，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就会加剧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因此，必须秉公执法，对任何事件、任何人都不能偏袒，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事以法律为据。权势必须让位于法制。
信任来自保障，稳定预期才会赢得政府公信力。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讲求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的时代，社会要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梦想和价值存在。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和社会创新步伐，尽可能消弭机会的不平等、规则的不平等，加快全民社会保障，稳定人生发展预期，切实营造一个清明公正、鼓励干事创业成才并最终能有所获的社会环境。必须将对资源的掠夺排斥与公众社会之外。
从经历到经验，从被动到学习，从教训到治理，政府公信力必然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时时呵护小心培植的过程，也是一个必须要承受的痛苦过程。政府只有做到了切实以人民为大，真正做到了爱民如爱己，那么居于社会公器之上的政府，其公信就会遍及、会传递社会的各个角落。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