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五周年纪念日，一则极为简短的消息也在网络上激发了强烈震感。当日的新华社简讯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消息只有短短数十字，但它的含金量却并不低。因为新闻当事人的另一身份，是国家能源局卸任局长，也是被网络实名举报的现任官员。
去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其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帮助其妻儿持有股份的公司骗贷等问题，并公布了相关证据文件和银行账号。
刘铁男落马，因此被普遍认为是纪检部门听取民意、尊重民意，对网络实名举报的及时回应，是网络反腐又一次庶民的胜利。
媒体人实名举报在此次反腐中的作用需要肯定。但另一些报道的细节，则从其他维度补充勾勒出了整个事件的全貌：早在2011年11月21日，《财经》杂志就曾刊出《中国式收购：一名部级高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贷》一文，矛头直指刘铁男的妻儿。这直接导致部分发改委退休高官于2012年5月，联名签署了对刘铁男涉嫌贪腐的举报信。旋即，在这份举报信上签名的发改委退休高官，均被中纪委约谈。彼时，中纪委对刘铁男涉嫌贪腐的调查已经启动。
也就是说，在社会力量强势介入之前，体制内的主渠道反腐已经开启。那么，究竟是谁把刘铁男拉下马?刘铁男落马究竟是庶民的胜利还是体制反腐的结果，亦或是官民互动反腐的突破?
刘铁男落马，
庶民反腐小胜一局?
罗昌平举报刘铁男，正值十八大结束的特殊节点。彼时，包括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内的一批官员先后被拉下马，这普遍被民众视为新一轮反腐风暴开始的标志。罗昌平选择在这个时刻出击，符合公众的反腐想象。并且，由于罗本人媒体人的身份，其资信等级较高，加上被举报者的行政级别也创下了新纪录，两相结合，网络反腐的前景被普遍看好。
五个月后的官方回应，似乎给公众交出了网络举报的答卷。尽管无直接证据证明，罗举报与刘落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也很难说罗昌平举报内容就一定是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的内容，但不少人仍认为，刘铁男被查是网络实名举报的结果，至少，网络反腐也是刘落马的重要诱因。
在刘被查的消息被放出当天，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就评论称，“创造条件让公众监督，是反腐制度化不可或缺的正能量。”“新华视点”则认为，刘铁男被查，“微博也功不可没”，“微博之所以能成反腐利器，在于公开，更在于真实”。
官媒评论说虚拟的网络比现实社会更接近真实，或许正在于，借助各种网络技术手段，公民可以一定程度脱离现实束缚与身份恐惧，尽情释放真实的表达欲望，产生参与冲动，体现权利意识，通过围观把一些见不得光的人和事，放到阳光下去晾晒。此前，不管是杨达才还是雷政富，网络反腐的功效被一次次证实。
罗昌平举报刘铁男值得欣慰之处在于，一个媒体从业者能够借助自身影响力和新媒体空间，通过互联网的公众围观，减轻自己的举报压力，扩大举报行为的影响。这让人看到了网络反腐的另一种可能。
颇具戏剧感的是，即便是这次被认为证据确凿的网络实名举报，罗对外声称的提供直接证据的线人，却是刘铁男已经反目的情妇。刘铁男情妇因利益关系和刘反目并多次受到死亡威胁后，随即向媒体人爆料。情妇反腐，由此也成为此次网络实名举报的关键词。
不过，不管是网络反腐还是情妇反腐，它们的最大特征却是偶发性。这些年来，艳照、名表、情妇、房产证、身份证……成为反腐导火索的案例屡见不鲜。但扪心自问，直到每次举报尘埃落定的那一刻，谁又对最终结局有十足的把握?互联网对于社会文明的推动，毋庸置疑。不过，每一次网络反腐让人高呼“小胜一局”后，或许更有必要思考：高官落马，是否真的属于那种可预期的“庶民的胜利”?
中国反腐事业向前推进，需要“扒粪者”日拱一卒的努力，但网络反腐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一些困境，却也在昭示网络反腐面临的风险。脱离了制度嫁接，网络反腐注定只能依靠偶然因素孤军奋战，也注定会面临各种风险与不确定。要扩大战果，需要拓展当下网络的表达空间，更离不开制度回应。
反腐，官民如何良性互动
之所以说网络反腐并不轻松，也源于在罗昌平实名举报后，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插曲。罗昌平的微博举报引发轩然大波的当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便以迅疾之势强势回应：“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举报后，罗昌平的微博还曾被网站禁言一周。刘铁男的身影则四次出现在了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其中一次，还上了中国最重要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
尽管在案发后，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的护主行为，被《人民日报》斥为“家奴”行径，是在利用公权“为个人背书”。但种种迹象依然表明，对于位高权重、树大根深的贪腐高官，反腐之路并不平坦，阻力依旧重重。
如此便不难理解，当刘铁男落马的消息传出后，举报人罗昌平只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表示“只是个案推动，不存在制度的贡献”。回顾刘铁男案的曲折历程，无论是情妇提供直接罪状、强势媒体曝光，还是退休高官集体举报、记者实名冒险死追，无不反映出这起具备里程碑意义的反腐事件，其推动元素的特殊与背后博弈的复杂，远超你我想象。
体制内外以强大合力联手扳倒超级蛀虫，体制内外的共同力量促使官方积极回应，使得官民出现良性互动，这种联动让人欣慰。正如网友总结：“如果捉老虎、拍苍蝇这样的风险活儿，都让民众监督来做，反腐只能永远任重着，道远着。刘铁男落马，远不值得欢呼雀跃，但倘以此推进反腐肃贪的法治进程，则国家幸甚，民众幸甚。”
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谈到反腐。今年1月，他在中纪委全会上提到了“老虎苍蝇说”，称“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曾对反腐表态，“既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
这些表态，表达了以制度之力打“苍蝇”、“老虎”的决心，同时也推动了“民有所举、官有所查”的反腐进程。今年4月，国内主要网站均在首页开设“举报监督专区”，欢迎网民提供、举报有关腐败的线索。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最高法、最高检以及国土资源部的举报中心，也主动与各大主要新闻网站“架桥”。正如反腐专家李永忠所言，这表明“网络反腐正逐步纳入到制度反腐体系之中，成为现行权力监督制约体制的有力补充”。
这其实也表明，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公权力要接受公民监督的这种意识已被逐渐树立。随着官方回应网络监督的案件越来越多，公权力的规范运用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推进，广大民众的民主监督意识则不断提升。反腐要实现良性的官民互动，这或许会是一个良好的开局。
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才能“天下无贪”
刘铁男案再次将位高权重的发改委推到风口浪尖。媒体报道，早在十年前，刘铁男担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手握工业项目审批权柄，是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的主攻对象之一。在2005年的年终总结会上，他曾自述“清廉”：副省长请我，我根本不理他们。如果要是书记省长请我吃饭，我觉得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据称，刘铁男在位时，重大事项决策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即使在批复、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文件，也要经他审批。刘铁男对项目审批管控甚紧，常常是“项目单位不做工作不画圈”。
刘铁男落马后，有分析认为，他被实名举报是导火索，而与审批项目有关的寻租行为，才是纪检部门调查的主要内容。事实上，即便刘铁男的嚣张甚至让主管领导侧目，干部考核得分甚至未过线，但他依然一路官运亨通。这不得不让人对现行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感到忧虑。显然，如果没有深层的制度变革做配套，如果干部任用程序无视民主意见，那么刘铁男案注定只能成为个案，难以被复制。
作为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分管经济运行产业协调、财政金融，直接负责能源项目审批，坐享一把手大权;被贴上“大总管”、“第一大部”标签的国家发改委，更是坐拥天量的审批权。由于很多审批项目的法律或行政标准模糊，又缺乏集体论证、公开审核的机制，在项目审批中刘铁男这个“一把手说了算”，把审批权变成寻租权，把签字笔变成权钱交换的笔，足以证明权力高度集中的恶果。据说，即便是在被举报调查后，刘铁男因精神几近崩溃曾在办公室中打吊瓶勉强支撑，也突击审批了50个以上的新项目。刘此举是否是为抓紧最后时间实现期权腐败，引人猜测。但无论是对项目审批管控甚紧还是突击审批，其权力之大之不受约束，令人瞠目。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真正让官员“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当务之急就是把权力装进制度笼子，把权力运行放进约束框架。随着刘铁男案发淡出官场，今年推出大部制改革，国务院机构转变职能，要求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投资项目和资质资格等的许可、审批，或指出了束权的路径。后刘铁男时代，国家组建新能源局，强调市场改革大幅放权，其实也正是对“简政放权”这一政策的回应。
当然，要真正把权力运行装进制度笼子，离不开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更离不开将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要预防刘铁男事件重演，就必须在法治框架下，通过深层次的体制变革，包括行政职能转变、推进法治政府和吏治改革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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