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应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邀请，我到俄罗斯参加了该委员会第15届年会，并就“能源的作用”作了主题发言。年会召开的地点，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总统办公厅饭店。会期一天半，之后我们搬到莫斯科市中心红场边上的大都会饭店。利用第二天等待航班的间隙，我拜会了几位熟悉的俄罗斯朋友，其中就包括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认识了普里马科夫。当时，他在俄罗斯担任对外情报总局局长，而我也在中国军队负责类似的工作。有一次，我到俄罗斯出访，和普里马科夫见了面。那时的他还不像后来那么胖，说话时，他总是面带微笑，不紧不慢，但又丝毫不露出个人喜好。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位勤于写作的政治家，著述颇多。
普里马科夫1929年10月出生于乌克兰首都基辅，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早年从事新闻工作，曾经担任《真理报》记者、评论员和副主编等，后来从事研究工作，先后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是经济学博士，苏联(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凭借自己出色的学识和才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普里马科夫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先后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初，普里马科夫以苏联总统特使的身份，出面调解海湾危机。10多年后，当美国再次准备对伊动武，推翻萨达姆的政权时，普里马科夫再次受到普京总统的委任，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出访伊拉克，劝说萨达姆采取灵活态度。可是萨达姆并没有听从普里马科夫的劝说。几个月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被推翻。
早在苏联时期，普里马科夫就曾负责对外情报方面的工作。苏联解体后，他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局长，是俄政府中留任的少数“前朝重臣”之一。在任期间，他对情报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工作成绩突出，深得叶利钦信任。1996年1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1998年9月11日，叶利钦又任命他为俄罗斯政府总理。8个月后，叶利钦免去了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务。
2007年3月19日下午，在我国驻俄使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到俄联邦工商会拜会了普里马科夫。工商会位于莫斯科市老城区，距离我下榻的饭店不远，但开车过去却要兜些圈子。莫斯科的老城区布满了18、19世纪的古老建筑，道路不很宽敞，在这里穿行，汽车要时刻提防行人及停在路旁的车辆，车速上不来，但这也使我们可以很好地欣赏古城风貌。工商会位于一座老楼内，普里马科夫的办公室和接待室在一起。我进去的时候，他和他的两位同事已经等在那儿了，我们热情地拥抱、握手，互致问候。
我谈到了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第15届年会的情况，恰好普里马科夫也是这个委员会的顾问。他说，他赞同年会报告里关于世界多极化的观点，认为世界多极化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而且俄罗斯将在多极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普里马科夫对普京的评价很高，他说，普京为俄罗斯的复兴做了许多工作，许多人都希望普京继续执政，但普京不愿违反宪法。那么究竟谁有可能成为普京的接班人呢?普里马科夫幽默地说：“神圣的位置不会空着的。”普里马科夫与普京的关系不错，在他的书架上，就摆着一幅他和普京合影的照片。
老朋友见面，主要是叙旧和闲谈。很快就到了告别的时候，我将一幅仿古的绢制《清明上河图》赠送给他，他回赠我一个小小的地球仪。这使我想起曾经有一次，也是在俄罗斯，他赠送给我一幅很小的油画并对我说：“我只能送给你这么小的油画。我知道，你们中国反腐倡廉，如果送给你大的油画，你就要上交了。”
我们还互赠了各自的著作。我送给他的是《国际形势与安全战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他送给我的是他的新著《政治雷区》(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06年10月)。
在《国际形势与安全战略》书前的彩色插页中，有一幅我和普里马科夫的合影。那是2003年9月我在北京八一大楼主持普里马科夫报告会的情景。在那次报告会上，普里马科夫作了题为《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及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演讲。普里马科夫认为，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表明美极力推行单边主义，但事实证明，军事手段并未能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不得不向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寻求支援;伊拉克战争使世界多极化进程受到影响，但多极化进程仍将继续下去。
普里马科夫是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除了《政治雷区》外，我还收藏了他的《大政治年代》、《“9•11”后的世界》、《“9•11”和入侵伊拉克后的世界》等。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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