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英国《经济学人》
■ 翻译：杨丽娅
张化桥是中国一个“富农”的孙子，这个身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遭受歧视的。在学校，他嫉妒那些城镇孩子，因为他们可以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不过，由于他在大学的出色表现，他最终摆脱身份束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之后到香港从事投行业务，并在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2011年，他的社会阶层晋升之路突然遭遇逆转。他成了一个影子银行家——这是在中国备受歧视的角色。张化桥在自己的新书《中国影子银行：下一个次贷危机》中，讲述了他在广东省作为小额信贷发起人的经历。在世界其他地方，从事小额信贷工作备受尊重，甚至被认为是神圣的、值得努力的。但在中国，张化桥在书中抱怨道，“这仅比从事按摩或夜总会工作得到的尊重多一点点。”
他描述了在中国庞大的银行体系的背后，在那些当局无法看到地方，有各种不同种类、非常具有创新性的(资金)运作手段。中国影子银行包括非正式借款人、地下钱庄以及在中国非常出名的黑市。不过，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中国的67家信托公司，他们基本不受金融监管，可以提供借贷、投资，但不能吸收存款。最重要的工具是数不清的理财产品(WMPs)，这些产品从有钱的投资者中筹钱，并在极短时间(一般不超过六个月，甚至更短)大量增值(最少5万元，即约8,160美元)。
张化桥认为，影子银行“更多的是病症而非病根”。
病根是金融压抑。中国对银行存款利率设定了上限，这就让银行融资金成本很低，也让他们放贷的热情高涨。正如香港金融研究中心何东及王洪林(音译)所说的，为抑制这种热情，监管机构必须对借贷行为设限，避免过多的借贷行为。这些限制措施包括高存贷比率、很高的准备金要求，以及将地产商或者地方政府加入敞口过大的借贷人黑名单中。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仅是为了帮助银行避开存款上限及贷款限制。如果中国的贷款限额不那么严格，这种情况就可能不那么普遍。可如果银行的资金成本不被刻意压低，那也没必要这么严格地设限。
在中国，小企业愿意支付给小额信贷放贷人20%至24%的利息。不过，小额贷款的总额，在去年年底仅为5920亿人民币(约合970亿美元)，这还不到银行借贷总额的1%。更大的一个融资渠道是企业间相互融资。非金融企业不能直接借贷，但他们能通过银行，或者信贷公司的“委托”贷款达到目的。据标准普尔称，这种贷款金额相当大，但也相对稳定。大部分的贷款来自大企业。
除了充当中间贷款人，信托公司也通过发行财富理财产品从投资者那里筹资。这些产品的总额在2012年底达到1.9万亿人民币。据自毕马威(KPMG)的杰森•贝德福德称，大部分产品的期限在1到3年。筹到的钱，往往投资贷款给极度信贷短缺的企业。然而部分产品极富想象力，投机在茶叶、烈酒甚至墓地上。不过还有种超出想象的理财产品：一个流氓信托公司的经理，设立了一个不存在的项目，然后以此筹钱。
这些理财产品因此风险很高。原则上，这些损失也由投资者承担。中国最大的信托公司，中信信托发行的两个产品，已经告知投资者不可能有资金援助纾困。但实际中，许多信托公司没有那么硬的“腰杆”，他们会试图挽救投资者以保名声。
中国影子银行的批评者们，总是将财富理财产品和导致金融危机的美国债务抵押债券相比较。但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学家陆挺则认为，银行的财富理财产品更像是美国的货币基金，主要投资于安全、流动性好、时间短的票据。货币基金1971年首次引入美国，并成功和银行存款相竞争，迫使美国立法者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淘汰并废除美国存款利率上限。也许，银行的财富理财产品会在中国发挥同样的功效。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