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共计117项，另有16项准备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由于是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因此国务院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国务院的这个决定，是根据今年3月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字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作出的。就在这次会议闭幕的当天，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他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李克强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还明确表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很显然，此次国务院削减133项行政审批事项，只是中央政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开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更多的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下放，中国社会经济被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束缚的现状也有望得到逐步改观。
权力集中
使经济运行遭遇梗阻
行政审批主要指的是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有关事务进行审批。中国曾经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对经济事务握有说一不二的生杀大权。在这种体制之下，政府的号令虽然强大了，但经济的活力也被窒息。这就是计划经济的路越走越窄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就是收缩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审批权，让市场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生长空间。
但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倾向，以一大批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迅速壮大，成为市场的主角。与此对应的是，大量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的民营企业则停滞不前，只能成为市场的配角。这种状况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干预力度加强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以至成为市场主角，并不完全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政府的扶持。由于政府握有对经济事务的诸多审批权，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些市场优质资源批给国有企业，而对民营企业则可以运用各种借口拒绝其进入。
中国经济结构出现这种转变，与政府过度参与经济运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表现为以扩大投资作为引擎，它可以有效地对GDP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当政府依赖这种经济模式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时，就很自然地会把政府所拥有的行政审批权作为“法宝”来运用。政府握住了投资项目审批权，就等于握住了GDP增长的命脉，这也使行政审批事项越来越繁复。
这种行政审批下出现的GDP高增长就像一个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短期看能够在赛场上创造出令人眩晕的好成绩，但时间一长，各种问题就暴露了出来。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在可持续性上遭遇了重大挑战，迫使政府不得不花大力气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但是，这种转型却表现得十分艰难，已经形成的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优势地位不能退出，民营企业等其他经济主体难以发挥作用，经济滞胀现象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改变。
显然，目前出现的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已经不再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砝码，反而成为经济良性运行的梗阻。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中国，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救市措施，这虽然对扭转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局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沿用了既往的以扩大投资为引擎的模式，一个明显的副作用是使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进一步强化。最近几年，这种“饮鸩止渴”的救市措施已经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了不良影响，其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更深，一旦政府停止对企业的扶持，很多企业马上就无法运转，以至政府对企业的扶持越来越难以脱身。
从去年底以来，欧盟对中国出口至欧洲的光伏产品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其征收反倾销税的行动已经在今年6月开始，如果中国政府与其的谈判最终破裂，其税率将提高到接近50%。围绕着光伏产品在中欧之间的贸易纠纷，虽然其中确实有欧盟为自保而动用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因素，但不能不看到的是，中国的光伏产业近几年来在政府审批之下发展过快，超越了国情，导致陷入严重的产能过剩，在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背景下，光伏企业不得不依靠出口来苟延残喘。而政府则迫于巨大的光伏产能一旦停止运转的压力，不得不继续为众多陷入困境的光伏企业背包袱，饱尝审批经济的苦果。
权力集中导致寻租腐败丛生
政府行政审批过滥，不仅对经济产生了梗阻问题，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还为政府内部一些权力拥有者提供了寻租腐败的空间。最近，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和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的腐败行为得到曝光，“两刘”利用手中的审批权力谋私的丑恶勾当，充分暴露了没有约束的政府行政审批已经成为腐败分子的乐园。
刘志军任职铁道部部长将近10年，在他任职期间，正是中国铁路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而铁道部拥有全国高铁项目的一系列审批权，审批的项目每年就拥有千亿订单，每一个项目都为刘志军以及铁道部内部一批腐败分子捞取个人利益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刘志军的主要违法犯罪事实是，它通过向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批发项目接受其高额行贿和工程回扣，据检察机关向法院提供的起诉书，刘志军最终认定的涉嫌犯罪款项高达6000多万元。
刘铁男的问题刚刚暴露，目前尚未移交司法部门，因此他的腐败事实目前尚未公开。但是，在他卸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之前的最后3个月，他却突击审批了50多个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正是他遭遇举报而惶恐不安的微妙时刻。据说，刘铁男在国家能源局局长期间，对项目审批曾经从严控制，为什么在已经自觉官运到头的时刻一反常态加快项目审批?很显然，其中不能排除的是，在被实名举报之后，刘铁男意识到了自己的职务难以为继，因此抓紧时间有效利用权力期限，突击审批一批项目，期望自己卸任或者受处罚后，总会有人念旧，可以获得一些资金或者关系支持。
刘铁男的这种想法是否能如愿，目前不得而知。但是回顾一下以往处理的政府内部一些贪官，其中有不少就是玩弄他们手中的行政审批权的。这种突击审批的深处，仍然是为一己之利、一己之私而滥用审批权。
当然，手握行政大权的政府官员，不可能个个都是“两刘”一样的腐败分子。但是，当政府官员深陷于行政审批的事务堆中的时候，政府的低效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广州市最近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谈到行政效率与廉洁时表示，他每天要批10—15斤的材料，当天批完，不能过夜。且不说市长的办公时间不可能全部用来批复文件，每天都要批这么多文件，如何保障审批项目的科学性肯定存在问题，这种“高效审批”其实是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的一个直观反映，而它带来的结果便是社会经济的运行被政府高度控制，其出现错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改变权力集中
关键在转变政府职能
在这次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事项中，取消的事项有107项，超过80%，它的直接作用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从体制机制上给市场主体松绑，进一步激发企业和个人创业的积极性。从取消、下放的具体项目看，主要有五种情况：一是投资审批事项，如取消发改委“企业投资乙烯改扩建项目核准”，下放其“企业投资风电站项目核准”、“企业投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核准”等;二是涉及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的事项，如取消税务总局“对纳税人申报方式的核准”、能源局“电力市场份额核定”、水利部“水利工程开工审批”、教育部“民办学校聘任校长核准”等;三是涉及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资质资格许可认定的事项，如取消科技部“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认定”、商务部“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机构资格审批”、林业局“全国经济林花木之乡命名”等;四是评比达标表彰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如取消住建部“城镇房屋拆迁管理规范化考核”、人社部“留学人员创业园评估”等;五是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如取消工信部“电子工程概预算人员培训费”等。
这些行政审批项目的取消，一方面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不必再陷于这种对具体项目审批的事务堆中，可以更有效地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事项的行政审批取消后，就意味着任何市场主体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有关这些内容的投资，而不再必须通过政府的同意，这对于释放市场活力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减少投资审批以后，对于市场竞争充分、企业自我约束能力强的行业，可以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产业政策、技术标准、信息引导等实现对投资项目的有效调控。即使是对于现阶段仍需由政府通过发展规划、总量控制目标、产业政策、准入标准、用地政策、环保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实现有效调控的项目，也可以交由地方政府核准，并明确相应责任。
当然，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什么都不管了，而是政府行政职能的一种重大转变。政府事前审批的“手”放松之后，还需要解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让事中事后监管的“手”硬起来。政府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跟进和配套措施，积极创新管理方式，严格进行监管。特别是对一些明显违规项目，要采取断然措施，该叫停的坚决叫停。
行政审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向市场释放经济活力，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干预使很多政府官员对此欲罢不能，难以割舍手中的权力。当前社会上有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只有加强政府的作用，加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经济的高速发展才能有保障。一个典型的说法是，强势政府的优点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这种思路之下，要求政府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实际上会面临不少阻力。因此，我们不能指望行政审批改革可以一蹴而就。
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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