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新著《中国走向全球：羽翼未丰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正式出版。正当国际社会都在热议中国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时，这本书的出场恰逢其时。该书的观点更是发人深省。与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看法不同，沈大伟认为虽然中国几乎将触角延伸到世界每个角落，中国俨然是一个“全球参与者”，但中国并非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仍旧有限，中国仍然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
沈大伟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大国”是指一国能够影响某些国家或某项议题，以至于能够塑造自己想要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大国的真正内涵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资源或财富，而取决于它如何有效地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影响力。他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诸如在全球贸易模式、国际能源和商品贸易、国际旅游业、奢侈品消费、全球房地产市场交易这些有限的领域，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有目共睹。然而除此之外，沈大伟认为中国在文化软实力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乏善可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记录也并不出色，因此称之为“羽翼未丰的大国”。
中国面临身份困境
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沈大伟虽然没有对此做出全面的探讨，但至少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的实质，即中国政治和学术精英对中国的角色定位没有形成共识，中国的国际身份游离不定，中国依然面临“身份困境”。所谓“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即是这种复杂心态的反映。笔者认为，表面上看，上述议题或对象的先后顺序表明中国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但从字义上看，它又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议题或者对象同等重要。这表明了中国大战略的扑朔迷离。
作为一个羽翼未丰的大国，中国是否有一个清晰的大战略?
诚然，“中国”只是一个方便的符号。虽然分析家都在使用“中国”这个符号，却可能对此做出不同诠释。这是探讨中国是否有大战略的一个前提，即我们需要对什么是中国具有清晰的界定。时下外国观察家对“中国”念兹在兹，但我们却困惑地发现，他们谈论的“中国”往往相互矛盾：一边是“中国崛起”，另一边则是“中国崩溃”。
无疑，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国家乃至文明的兴衰已是常态。但是，在同一个时空之中存在着两个截然对立的“中国”则的确让人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他们并未明确地向读者廓清他们笔下的“中国”。诸如“中国崛起论”的支持者所指涉的“中国”，在具体议题上包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军事力量，当然也可能涉及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具体行为体上，它更多指代中国政府(共产党)，甚少提及中国社会。在具体时间维度上，它既包含过去、现在甚至将来，但以“现在”为主。“中国崛起论”的两个衍生版本——“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复兴论”——所指涉的“中国”也有所区别。“中国复兴论”的支持者更多从文明而非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它注重历史甚于现在，但它没有说明将来。“中国威胁论”的拥趸，则更多强调中国军事威胁论，偶尔涉及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其它国家带来的潜在挑战。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些威胁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威权国家特性。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假以时日会给西方世界带来严峻挑战。沈大伟在该书中也含蓄地表达出这一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坚信，国际社会需要在“规范”层面上，将中国整合进这个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
至于“中国崩溃论”，它更多涉及中国经济和政治结构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一旦达到某个极限，而且相关行为体不能改弦更张，那这个体系最终将崩溃。在这个意义上，它注重的是将来，因此它永远无法被证伪，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我们也无法用现在如何来证明或反驳将来如何，但他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不可预知的将来，否认并不完美的现在。它几乎不谈论过去，因为如果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朝代更替和兴亡本身并不足奇。
笔者认为，在这本书中，沈大伟的贡献之一在于，他相对比较清晰地向读者阐明他所指代的“中国”。不管是经济、军事、文化和安全领域，沈大伟都对他笔下的“中国”有着深刻的认识。例如在探讨中国文化软实力时，他特别注重区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而且指出，中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未必有助于发展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因此，对于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沈大伟的观点是让中国社会的聪明才智自由发挥。同样，沈大伟对中国国内各派战略观点的详细阐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国政治和学术精英都在争夺界定“中国”的话语权。最终，各派对中国的角色定位还未形成共识。这种身份焦虑与矛盾情结深刻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这也是为何他认为中国政府往往容易倾向于“反对”而非“认同”什么。
中国(政府)有大战略吗?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是否具有一个明晰的大战略呢?所谓“大战略”，诚如学者张锋所言，即目的(国家利益)和手段(战略观)的有效结合。国家利益指的是决策者在某个时空范畴内致力于增强一国实际利益(诸如权力、财富和安全等)并且推广其内在价值理念。战略观涉及一国如何有效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或手段，它往往先由某些个人或派别进行阐述，随后被国家决策者或决策机构采用。必须指出，“战略观”不同于“世界观”，后者论述的是一国对国际关系形态的终极理解，及其在这个体系中扮演的角色。简言之，大战略=国家利益+战略观。这个公式尽管存在不足，但可以成为分析中国大战略的有效起点。
一方面，在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金骏远(Avery Goldstein)看来，自1996年以后，中国大战略即已成型。这个大战略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军事现代化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必须淡化或消弭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防止它们齐心协力抗衡中国。在他看来，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依然会奉行这个战略。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的外交精英普遍认可这一战略的有效性;其二，这个灵活的战略能够使中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
笔者认为，这个战略的确灵活有效，但它并没有探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崛起之后的中国要走向何方?实现和平崛起，的确是现阶段乃至将来某阶段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但随着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外界更关心崛起之后的中国有何大战略。遗憾的是，鉴于崛起的过程还未完成，中国的外交精英也不能无的放矢，因此，观察家认为，对中国大战略的探索仍将继续。
另外一方面，一些观察家(诸如张锋)则认为，当代中国其实并没有一套事先设定的清晰大战略，有的学者(诸如汪铮)甚至认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外交政策。在张锋看来，事先假定中国政府有一套清晰的大战略，往往会使观察家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行为进行事后合理化，即政府的具体对外政策，都是围绕大战略这个核心逐步展开，但他却很有可能忽略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及其发展历程。
在这个背景下，他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者，中国政府的国家利益观(经济发展第一)逐渐复杂化与多样化，以至于在转型时期(2008至今)，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然而，我们无法确定这三者的轻重缓急，也不能确保这三种核心利益能够完全相容。二者，不同的战略观来去匆匆。诸如90年代的战略观“韬光养晦”、“多极化”和“新安全观”，逐渐过渡到21世纪初期的“经济全球化”、“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在转型时期，战略观也变得不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逐渐从80和90年代的“被动应对”型逐渐演变为“主动应对”型。尽管如此，张锋认为中国的对外大战略还未成型。他同时认为，中国也无法在不久的将来制定出一个清晰的对外大战略。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决策并没有赋予外交政策的自主地位。外交政策服务于或内嵌于“改革和开放”这个内部发展战略，沈大伟在书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国没有世界观，如上所述，它没有回答中国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也没有阐述它所青睐的终极国际关系形态或国际社会模式。
显然，在张锋的论述中，“中国”或者“中国政府”被混淆了。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政府”的确没有一套清晰的大战略，但“中国社会”内部却存在多种大战略版本。沈大伟对中国国内各派有关中国战略的争论即是明证。尽管不同派别的大战略偏好，未必能够影响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及其规划，而且，不同派别所呈现出来的大战略并非十全十美，我们还是有必要指出中国社会确实存在各种大战略。这源于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而且逐渐完善的政治舆论生态，允许越来越多的行为体介入到对这个大战略的争论和塑造之中。事实上，正因为中国政府还未发展出一套清晰完备的大战略，所以不同行为体或派别才渴望填补这个战略真空。
价值理念与中国大战略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前各派谈论的大战略基本上都忽略了核心价值理念在国家利益乃至国家大战略中扮演的角色。到目前为止，只有全球主义派直接涉及到这个层面，少数学者也触及这个议题。诸如赵汀阳的“天下主义”论述，便是值得重视的中国式世界观，它可以为中国的大战略规划提供某些重要启示。可惜的是，目前中国政府依然奉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并执着于这种价值中立的外交政策。诚如英国华威大学著名学者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所言，“当前中国政府并不太热衷于阐述大战略或者对外推广普世价值”。相反，“中国政府倾向于采用实用主义的解决方式，即主要解决自身问题，但偶尔也解决其他国家面临的难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政策不理性，而是说它过于注重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价值理性对于崛起中国的重要意义。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在现实利益之外，是否需要谈论价值?这始终是我们逃避不了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强调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可以说是对这些问题做出一定的回应，但这种软实力最终也落入纯粹利益计算的窠臼，沦为一种国家博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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