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辩论仍在继续。辩论的主题是中国是否应当继续中央经济统治模式还是回到私营部门更多扮演领导角色的模式。自由派声音的代表作是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在2012年出版，由世界银行和时任总理温家宝领导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著述的。由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一些知识分子所写的文集《中国3.0》——由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编，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出版——则更有一丝辩论的意味。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是如何从一个似乎要建立起来成熟的市场经济，转变为如今的中央经济统治模式，了解一下1990年代经济改革者进行各种改革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很重要的。
第一项改革措施是改革低效亏损的国有企业。这些国企就像悬在中国经济脖子上的沉重负担。通过利用国企拥有的土地价值，来资助国企私有化，土地价格上升是由于直辖市之间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进行激烈竞争造成的结果，而外国直接投资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土地买卖收入的资助下，所有的中小型国企被私有化。大型国企被视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有了垄断或寡头特权，因此变得利润颇丰。就这样形成了双轨制：一个非国家市场经济和一个日趋国家领导的威权资本主义在中国并行。国家主导的战略产业控制着经济的制高点。
朱镕基还寻求将国有银行改制为商业银行，通过把他们转换成股份制银行和自由化利率。这样走走停停的金融政策就有可能终结。但结果相反，正如《红色资本主义》一书所写，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不透明的体系，有市场之外衣却无实质。
这些“外衣”包括股市、债市、据称是股份化了的商业银行。这个复杂的系统吸收了中国大量的家庭创造的大量存款，用来服务于党内影响力日趋增强的“太子党们”所制定的目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顾德明提到，“有很多迹象表明‘太子党’已经形成了一个准联盟。这种情况是源自1992年的一个决定，每个领导家庭可以有一名子女进入顶层政治圈。”这份名单所涉及人数甚广。因此，朱镕基推动银行与国际体系接轨的努力偏离了原有轨道，银行恢复到他们在共产党经济中的传统角色：巨型存款吸纳机、根据党领导的指示延期贷款。
但中国是如何建立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那一面?第一步是在1993年初，允许特定的一些国有企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朱镕基意识到如果这些企业要上市，那么需要进行重组以符合国际法律、会计及财务的要求。他希望这样可以改善国企管理。
引进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律师。这一模式首先由中国移动的建立开始，当时由高盛拆分管理不善的省际邮递和电信实体部门，后来打包出售给国际基金经理。随后，中国石油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在美国投资银行家的包装、打造之下，上市融资。中国政府希望这些企业能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之列，在华尔街的帮助下，这一目标在2009年实现，有44支“国家队”进入名单。
就但从结果上看，上海、深圳交易所加上香港交易所，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股权资本市场，仅次于纽约。从1993年到2010年年初，“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内股市已经融资3890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融资262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总计6510~8180亿美元。”
这两个资本来源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私有非国家经济，并且将技术和管理转移到中国企业。从国内外股市融资得到的资本则创造并加强了“体制内”企业的力量。在香港、上海和其他地方上市的国企，只有很少一部分股权是在市场上自由销售。
因此，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围绕共产党政要的支持系统。这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乃至企业的命运，实际上完全依赖于政客。而改革者是否能够战胜既得利益者，并扭转中央经济模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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