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作家曾写道：“在20世纪，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头彩一样。”这句话在相当大程度上并非虚言。
福利国家的概念出现于战后1945年的英国，它倡导“普遍受益”，强调全民(不仅限于穷人)都应从社会保障制度中受益。不过，其最初的灵感和雏形，却具有讽刺意味地来自那位统一了德意志的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作为一个保守的专制主义者，俾斯麦镇压了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民主运动，但为了安抚劳工阶级，维护社会稳定，他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
现代福利国家最重要的设计师则是英国的贝弗里奇勋爵，他于1942年发表《社会保险报告书》(亦称《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建立“社会权利”新制度，包括失业及无生活能力之公民权、退休金、教育及健康保障等理念。现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社会，便是他首次描绘的。
如果把19世纪80年代德国引入养老金作为开端，把1948年英国启动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HS)作为顶峰，那么欧洲福利制度的创立足足用了半个世纪。二战后，欧洲逐步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以英国为例，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通过《国民保险法》、《国民保健法》和《国民救济法》等一系列立法，奠定了福利社会的法律基础，60年代，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体系建设完成。尽管其具体实践形式因地方传统和政治特色而略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福利国家成为所有西欧国家的主要社会模式。虽然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未建成福利国家，但向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俗称“兜底”)福利保障理念，已深入人心。
福利国家面临困境
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的鼎盛时期，高福利不仅让穷人获得了尊严，还让太多原本应该在优胜劣汰的市场中激烈竞争、追逐成就的人，懒洋洋地依偎在国家的温暖怀抱里。福利国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大恩惠，但也是一个重负。
1950年，法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28%，德国占30%，美国占21%。到1999年，法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52%，德国占48%，美国占30%。今天的欧盟人口只占世界总数的7%，而社会开支却占了全球的一半。更为糟糕的是，西方的社会老龄化趋势，将加大未来在养老金、社会保障和医疗上的花费。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遭遇了普遍的衰退、滞涨以及奇高的失业率，加之国家过度干预导致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变得难以维系。福利国家的近况正变得越来越糟。《华尔街日报》2011年8月的一篇文章指出， 英国有25万人要等待18个星期以上才能得到治疗，而过去十年全国医疗系统的支出翻了一倍;2002年到2008年，法国和意大利的暴力犯罪，分别上升了近15%和38%;截至2011年6月，欧元区的失业率为9.9%，25岁以下人群的失业率为20.3%;近一半的欧洲人，因年幼或年老的缘故而被归为“依赖”型，在工作年龄段人群里真正在工作的只有64%……
欧洲已不再是乐园，未来它还会变得更糟，改革势在必行。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首相，就已经开始尝试改革不堪重负的福利社会体系。但在欧洲，倡导自由市场的势力，从未能撼动福利国家的根基。就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没能触及国家卫生系统，充其量是不再扩大福利范围。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她的后继者卡梅伦首相，面临着“改不动也得改”的绝境。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话来说，“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福利国家模式从未遭遇过真正的政治挑战。现在，福利国家已经撞上由经济现实和财政状况筑起的‘南墙’。”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说得更明白：“过去有人认为，欧洲非常富有，可以让公民用不着工作。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必须埋葬老式的欧洲社会福利模式。”
2011年，英国政府废除相关制度，不再为16-24岁无偿工作的年轻人提供失业津贴。在此前一年，英国卫生大臣安德鲁•兰斯里提出了一项引发轩然大波的法案，要求改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引入更多竞争。
在法国、德国以及那些饱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区国家，政府财政紧缩和削减福利支出，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基调。在另一个堪称福利国家典范的大国加拿大，斯蒂芬•哈勃总理的上台，也标志着该国福利体系的收缩得到了选民的支持。
凡此种种，证明传统的福利国家已经渐行渐远。
福利国家不是改革前的中国
福利国家盛行“大锅饭”、容易“养懒人”，在许多批评者眼里，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我在瑞典的所见所闻却告诉我，事实并非经济学教科书里从“风险收益关系”、“道德风险”等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逻辑结果那么简单和黑白分明。换句话说，即便确实存在“大锅饭”和“养懒人”的情况，它们也同中国改革前的那种形态迥然不同。
我那时住在斯德哥尔摩西南160多公里的乡下，一片面朝波罗的海的森林茂密的美丽山坡上。那是个昼长夜短的春季，每天早上6点刚过，我就会看到左邻右舍早早地起身，男人忙着在院子里擦汽车、浇灌修葺园艺或整顿各类杂务;女人则煮咖啡、做早餐，喂孩子。不到8点，夫妻们就开着车出门，送孩子上学，自己上班……一派辛勤劳碌的场景。
在工作和与他人业务往来时，就个人的有限经历，我也不记得自己曾经遇到过一个办事拖拉的不负责任的瑞典人。相反，他们人人都井井有条、严谨高效、一丝不苟——与你约好见面，绝不会晚一分钟;答应你的事，也绝不会让你有任何不放心。以对工作和生活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衡量，如果瑞典人是“懒人”的话，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的人能算不懒的。我曾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非福利国家”见识到的那种上午10点还没上班、而到下午3点还没午休完的景象，在瑞典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大锅饭”，那完全得看你怎么定义它。在瑞典，收入差距确实很小。以我比较熟悉的报社的情况做类比：一般假如一家报社的总编辑月薪是6万克郎出头一点的话，全报社的平均薪水差不多在4万左右，而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见习记者应该能拿2万多一点。这是含税收入，扣除所得税以后的差距更小。那里更不会存在什么“打分”、“考评”、加(扣)奖金之类的事，因为工资都是固定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而且，除非雇员自己跳槽，公司方几乎无法解除一个员工的聘用合同。正因为如此，在瑞典的管理培训课程中，团队合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我所接触到的瑞典人中，除了少数大企业主，一般的职员、小老板、甚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高级白领，对这样的激励机制和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并无太多不满，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变得好逸恶劳。每隔四年，他们就会义无返顾地把选票投给奉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以致在过去3/4个世纪里它执政的时间超过了90%。
还有一个事实可能会令冒犯那些福利国家批评者的智力和推理——瑞典的劳资关系相当融洽，据我的观察，一般雇员对于公司内男女平等之类问题的关注远远多过对更高薪水的渴望;而老板们似乎也很少认为自己不应该给雇员发那么高薪水的。
至于哈耶克等传统自由主义者担心的，福利国家因为需要大政府而会逐渐向极权主义社会演变的趋势，在瑞典更是纯属杞人忧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主、透明、公正和人权保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口皆碑的。我曾经寻问一位哥德堡大学的新闻系教授，为什么瑞典不愿意加入欧元区?他的回答是：我们信不过那些大陆上的国家，在他们那里需要保密的政府文件在我们这里大多是公开的，加入了他们，难道以后我们的政府也像他们那样事事都对国民保密?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我刚才说了，一个瑞典人如果答应了你什么，他是绝不会爽约的。可是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的情况临时有变化，需要他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也是极为困难的。比方说合同上写好的两周交货，你要求一个瑞典供货商缩短到一周，就像你习以为常地要求一个灵活的温州商人那样，我可以百分之百地告诉你，他的回答一定是NO，哪怕你多加两倍货款给他。至于一个老板想让他的员工加班加点或放弃休息日以缩短一项工作的工时，那简直比改变这个员工的宗教信仰还要难!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和“养懒人”，但我觉得评论这类事情的好坏，关键取决于你站在什么人和什么样的立场上。
诚然，福利国家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甚至注定是难以维系的。但根据我在瑞典的观察，其根源不在于我们这里的评论者所言的似是而非的“大锅饭”、“养懒人”，而是整个福利体系的制度设计，所以，千万不要把福利国家想象成改革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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