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经济——除因银行体系破产而第一个遭遇危机的冰岛外——恰恰是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中应对最成功和表现最好的：GDP增幅超过6%、失业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从已从1993年的70%减少到了2010年的37%，政府预算也从11%的赤字转变至0.3%的盈余……此外，正如WEF全球竞争力指数所显示的那样，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都位居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列。
这使得深陷债务危机、金融困境和经济衰退中的欧美国家再度兴起了一股“学习瑞典好榜样”的热潮，2011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便选择“北欧经验”(Nordic experience)作为主题之一。北欧模式已成为 “掠夺式资本主义”的良好替代品。
瑞典的转变
瑞典人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事实上，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非但不打算向世界其它地区输出其传统模式，反而在努力审视自身经济的不足，并试图注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基本元素。
瑞典的交通曾经采用的是同英国一样的靠左行驶，然而不知为何，大约40年前，这个国家突然决定改用美国和欧洲大陆普遍实行的靠右行驶。今天，它在政治领域也在进行着相同的转变。
因为左翼的强势，瑞典曾经是社会民主党中央经济统制的天堂。但这种状况在2006年(也就是我离开瑞典回国后的第三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约翰•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John Fredrik Reinfeldt)领导的中右翼联盟在大选中击败社会民主党后上台执政。到2014年，赖因费尔特的执政将达八年之久，考虑到瑞典近年来在经济上的成功，许多人断定他将继续连任;更有人预言，他所属的瑞典温和党很有希望在2014年的选举中取代独霸政坛90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一举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派，这将成为一个里程碑。
这期间，瑞典的中右翼政府进行了谨慎而有力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大幅度降低国家的税负，并使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政府缩小了阻碍就业率税收楔子、削减了疾病补助费，这样瑞典将不再因为过厚的福利而著称;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遗产税和财富税不再征收。
在1993年时，瑞典的公共开支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67%。著名瑞典女作家、《长袜子皮皮》的作者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不得不支将其全部收入都用来缴税，即便如此仍然达不到要求。在1970年时，瑞典在世界富裕国家的排行榜上还排在第四位，但是到了1993年，它的排名跌到了第十四位。
从那以后，北欧国家开始转变思路，倒向自由主义。今天，政府部门占GDP的份额下降到了49%，这个比例不仅低于法国，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低于英国。
瑞典政策中最大胆的一项要数引入普遍的学券制度，使得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互相竞争。私人公司也会互相较劲争夺由政府出资支付的医疗和老年人看护服务业务。其它北欧国家虽然没有瑞典转变得那么快，却也在向同一方向靠拢。丹麦拥有全欧洲最自由化的劳工市场。它也允许家长拿政府补贴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就读，自己掏腰包填补多余的学费差额。芬兰在用风险资本家和天使投资人的技巧来推广科技创新和创业精神。
瑞典无声无息的改革已为其经济表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不容置疑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它们也曾面临严重的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瑞典汲取了经验教训，预算条例和银行监管力度都有所加强，得以避免又一次泡沫发生的风险。总的来说，北欧的金融业目前仍处于改革和重组的过程中。尤为值得西方国家借鉴的是，北欧政治家没有采取保护主义而是做出大胆决策：瑞典和芬兰在深陷经济下滑泥沼的情况下，申请欧盟成员资格。
自1990年之后的二十年，瑞典迎来了一段复苏期，1993年至201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2.7%，生产力年均增长率则为2.1%。同期在欧盟主要的15个国家里，这两个年均增长率分别是1.9%和1%。丹麦还提出了“弹性保障”(flexicurity)的理念，将社保体系和雇主的解聘自由结合在一起。而瑞典的中间偏右的现政府进一步希望解除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束缚——北欧国家正在向南寻找更多的灵感。
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话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撒切尔主义”的增强版本北欧国家。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指北欧国家在彻底摒弃自己过去的模式，它们依然以身为慷慨的福利国家为豪。
从北欧模式的变化来看，福利国家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尤其是现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际，它带给世人的经验、教训和争论仍将持续下去。
“北欧模式”根植于独特社会土壤中
北欧模式在北欧的成功并不代表它可以轻易在其他地方复制，因为它们是根植于所有这些国家的传统中的。
首先，它们都是小国，而且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其种族、宗教、文化单一，地区间的差异也非常小。这确保了瑞典和北欧人民在进行绝大多数公共政策讨论时，都能够很容易相互理解并达成共识，博弈的成本非常低。在这方面，同为福利国家的英国，由于百年来引进了大量的印巴、中东及非洲移民，又未能很好地对他们进行同化，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反面例子。
更重要的是，人人平等的文化价值根植于北欧社会古老的社会理念中。反应在当今社会，在北欧国家，家庭的意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轻，妇女的权利和解放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成功，而且家长制结构比较薄弱。北欧国家的社会移动性居世界前列，北欧国家的女性工作率也高得不同寻常：在丹麦女性和男性工作比例所差无几。
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第二个重要原因：这些国家的政府一直以来不仅强调廉洁和透明，而且也很重视民意和妥协。而这又几乎完全源于北欧人民的诚实、社会的透明以及极高人际信任度。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社会信任水平高导致交易费用低——不需要采用美国式的诉讼或意大利式的抵押物协议来完成交易。
但是其优点不仅限于此，在北欧，政府受到严格监管。瑞典早在1766年就确保了媒体自由，今天，任何人都可以查看所有官方记录。在地方市政厅或议会，普通老百姓若平时没事，牵一条狗进去随便逛逛，甚至要求听听议员和政府官员的会议，绝对不会遭到任何阻拦……这些都是我在瑞典时曾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
在北欧，也唯有在北欧，政府第一次终于不再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利维坦。一系列偶然的文化传统因素和自觉的现代宪政努力锁住了张牙舞爪的权力。在挪威和瑞典这样的国家中，公民可以相信政府能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很少或不存在的。国家终于变成了一个深受欢迎的好东西，而它的受欢迎是因为它真正起到了人们理想中期待它起到的作用。
因此，今天，如果幅员辽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差异巨大……的中国想要模仿北欧模式，建立一套类似的福利制度，结果会怎样呢?我觉得，这项使命的难度比在整个欧盟创建单一的福利制度都要更大。
反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新兴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情况更为糟糕。社会保障常常加重了不平等现象，因为养老金和健康保险流向了富裕的城市劳动者，而没有流入真正的穷人手中。巴西的政府开支是第一世界的级别，公共服务却是第三世界的级别。相反，我们可以从历来公开反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小小的新加坡身上寻找灵感——新加坡的政府开支只占 GDP 的20%，但学校和医院却是世界一流的。
北欧模式并非中国选项
正如托克维尔在其传世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预见的那样，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是不鼓励精英和出类拔萃的才智的。福利国家就是这类平等社会的几臻完美的形态。对于具有真正创造力在天才来说，社会赋予他的金钱财富方面的物质奖赏永远是第二位的，他的第一位的动力是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
在瑞典这样人人平等地享受着国家提供的生老病死的优越保障的社会，绝大多数民众对那些各领域里凤毛麟角的精英抱有的不是敬意和羡慕，而是根深蒂固的怀疑乃至敌视。
福利国家损失的不是局部的效率，而是整体的创造力。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与从事一项具有开拓性的不朽的事业，不是一回事情。瑞典社会充斥着极为细分化的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能够把本专业的问题及工作研究和发展到无与伦比的细致精微程度。但是，瑞典没有“大师”，即便是英格玛•博格曼这样曾经为瑞典赢得了全球性荣誉的人物，在一般瑞典人的心目中也赢得不了多少景仰，媒体上时常出现关于他的报道多半是些希奇古怪的花边新闻。如果说几十年前的瑞典还涌现过许多各行各业的了不起的人物和成就的话，我敢说瑞典未来几乎不可能诞生英特尔、微软这样引领时代潮流的企业和巴菲特、索罗斯这样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
这里还是要提醒读者排除一个误解：瑞典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它的经济科技实力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我的意思是说，它能够优越，但不太可能卓越。当然，瑞典人可能压根就不稀罕卓越。
生活在瑞典，你既不必奢望自己能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穷困潦倒;既没有什么能让你兴奋，也没有什么会令你愁苦。你能够做的只是平稳而丰裕地过完一段人生——瑞典在竞技体育和流行音乐方面的成就因此很了不起。福利国家解除了其他任何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偶然性以及大多植根于此的人类痛苦，但它同时也解除了人内心世界的张力。因此在我看来，完美的福利国家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它是向往富足和宁静生活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天堂，但却是极少数天赋创造者难以忍受的玻璃牢笼。然而，当这个天堂把这些少数人关进牢笼以后，它也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于是，福利国家就成了静止的天堂。
沐浴在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的斯堪的纳维亚的阳光下，我仿佛看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点。我可以有十分把握地说，一个福利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引领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世界性大国的。因此，这种模式也许非常适合只有900万人口的瑞典，但如果美国也想把自己建设成为福利国家，那就等于主动放弃世界的领导地位。而潜力巨大、蒸蒸日上的同时又蕴含着众多尖锐问题的中国，显然也不可能是福利国家的良好试验田。
北欧模式的福利国家是一个美梦，但很遗憾，它不是未来“中国梦”的选项。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