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出席了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巡视组要明确自身定位，履行监督责任，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
目前，10个中央巡视组，已分赴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等5地，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等5单位展开调研工作。在为期2个月的巡视期内，10个巡视组要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
随着中央巡视组进驻有关地区和单位开展新一轮巡视工作，“巡视组”顿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话题。
中央巡视组缘何受此关注
腐败问题，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当下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官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清楚的认识，胡锦涛在他即将离任总书记的十八大报告里面讲了，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习近平一接任总书记，立马就在三天之内两次谈到腐败，他用了“越演越烈”，而且前面加的是“大量事实证明”。
由此，在十八大之后，反腐掀起了一个高潮。六个多月来的新一轮反腐风暴中，已有数十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涉嫌违纪被宣布接受调查或被“双规”，其中不乏较高级别公职人员，省部级的就有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等。
在此背景下，中央巡视组开始了新一轮巡视工作，无疑契合了这个腐败与反腐的大背景，同时也迎合公众期待。公众寄望这种巡视工作能够成为反腐的另一个利器，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挖掘更多的腐败分子。
中央巡视组受到如此关注，还源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它属于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办公，等于说在党政体系中一上一下两把利剑的双剑合璧(组织部是决定官员提升的，属于“上”，而纪委查处官员违法违纪，属于“下”)，其威慑力可想而知。而其主要巡视稽查省部级领导干部违反党纪国法的使命，更使其成为打“老虎”先锋队。中央纪委领导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等高级别官员落马案件的部分线索，就是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在巡视中发现的。比起当前热闹却往往是打“苍蝇”的网络反腐来说，中央巡视组的使命更让公众充满期待。
“授权的权力”是中央巡视组的新特点
从2003年正式建立至今，中央巡视组已走过了十年历程。1996年1月，十四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作出“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部署。中纪委随后启动巡视制度。2003年8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设立5个巡视组，标志着巡视工作进入正式运作阶段。2009年12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更名为“中央巡视组”。
今年启动的中央巡视组与以往相比，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改变是巡视组组长由“职务”变为“任务”，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将改为“一次一授权”。也就是说，中央每次确定巡视的任务后，再来选定巡视组组长，巡视结束，巡视组组长的任务随之结束。
这意味着作为监督的机构，也在注重自身权力结构的自净与完善。明晰自身的定位，保持独立性，相对减少了巡视组自身发生腐败的风险系数。诚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反贪局的官员贪污，纪检委的干部违法违纪的现象不是没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监督方如果没有制度设计上的制约，也很容易成为自己反对的对象。从逻辑上来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越大，腐败能力愈加。中央巡视组这种被极大赋权的又是临时的机构，如果没有制约，权力一旦固定化，必然会成为各种势力逢迎与“攻克”的对象，成为另一个腐败的集中地。
另一方面，这种凌驾于地区(单位)之上的拥有极大权力的机构，如果没有任务化，变成授权权力，那么它就会不断地自我赋权，难免会让这种权力自我膨胀，最后尾大不掉。这样的后果不仅会带来新的腐败，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会极大地干预常规权力监督渠道，比如对公检法部门的干扰，乃至对地方纪委等工作的僭越。
还有个新的特点是，中央巡视组要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进行抽查，这也是一项创新。按照规定，抽查核实的范围不仅限于官员本人，还包括其申报的配偶、子女名下的财产信息。这对目前广受关注的“裸官”和“亲属腐败”等，也有一定的意义。
巡视组的意义与局限
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万般复杂，高层与基层，隔着千万里，几乎难以逾越。这一点，中国的很多传统名词就可以说明，如“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强龙不压地头蛇”，都在说明着由于地域之大所带来的管理问题。
现在的政府，同样也面临着这个的问题，“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因此，从中央直接下派的巡视组，无疑成为打通权力约束的上下对接的一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打破地方权力的封闭性，实现了对地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成为是上级监督的延伸，是中央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的信息。这也带来常规反腐监督渠道之外另设的一个可能性与想象。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中央巡视组存在的前提是常规监督渠道的不通畅，否则就不会再需要这种临时性的、形式权力极大的组织了。当前，中国权力监督体系中主要有党内纪检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察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巡视监督只是对以上监督方式的一种补充。这也意味着，公众对于巡视组的期待不宜过高，它的产生与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足，由此也难以克服其局限性。
正如《广州日报》6月3日报道所说：如果说“将权力关进笼子”是一种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的“顶层设计”，那么我们不妨说，派驻中央巡视组的举动属于一种实地探访的“田园考察”。是的，这毕竟本质上还是一种“田园考察”而已，很难带来制度化的改进。根据5月17日的会议，巡视工作重点相对集中，也意味着巡视工作将回归到它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巡视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列席所巡视地方的党组织有关会议，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召开座谈会，与有关人员谈话，了解和研究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有关领导干部的重要问题”，但“不处理所巡视地方的具体问题”。这也说明，处理不处理，还是要看高层的意见，而非凭借了解到的问题本身。
所以，无需神化和拔高巡视组的作用、效用。还要明确，补充的监督机制自身难以也不能成为或取代主要的常规化权力监督机制。为了建立反腐长效机制，我们还是要再三呼吁常规权力监督的构建，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实施等，最重要的还是要引入来自公众的“异体监督”，改变权力的向上负责制，从根源上建立权力监督机制，遏制权力的膨胀与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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