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冲/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心，老大哥在盯着你。”《1984》里的预言，在美国上演真实版本，揭露真相的，是刚到而立之年的前中情局特工爱德华•斯诺登。
整个事件的过程并不复杂：斯诺登对家人说要出差一段时间，独自来到香港，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多年来实施的“棱镜”监听计划。按照丑闻被冠之以“某某门”的惯例，此事被称为“棱镜门”。
“棱镜”窃听计划，始于2007年，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九家美国互联网公司中进行数据挖掘工作，从音视频、图片、邮件、文档以及连接信息中分析个人的联系方式与行动。监控的类型有10类：信息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其中包括两个秘密监视项目，一是监视、监听民众电话的通话记录，二是监视民众的网络活动。
事发后，美国极力要把斯诺登缉拿归案，各国、各国际组织就斯诺登的去向展开了不见血的斗争。
从“棱镜门”的震撼性来说，任何一个好莱坞编剧都写不成如此精彩的篇章，它融合了窃听、间谍等多种要素，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均卷入其中;从“棱镜门”的戏剧性看，它融合了英雄、背叛、潜逃、声东击西等多种影视元素，绝对是一部好看叫座的大片。
在喧嚣、猜疑、声讨的背后，还应该看到“棱镜门”的深层影响，看到它所引发的英雄还是叛徒之争，看到它所揭示的政府与公民、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定位，看到它对信息社会未来发展趋势可能的影响。
反思一：是否可以为了理想
主义放弃职业操守?
斯诺登揭秘美国国安局庞大的监听计划，像是一个孤胆英雄，凭借一己之力与强大的国家机构进行斗争。然而，美国国内舆论却认为他是个叛徒，因为他背叛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背叛了加入情报机构时发的誓言。
是英雄，还是叛徒?似乎存在悖论，各有各的道理。
美国以外的人，倾向于认为他是英雄。这似乎没错，他揭露了美国国安局的监听，他让以民主和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暴露出肮脏的一面。他的所作所为，至少从目前看，不是为了金钱美女，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他的理想主义，为了捍卫言论自由。
不为一己之私，冒巨大风险去做一件事，绝不是普通人，但说他是英雄，不仅美国人不同意，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也不同意，因为这涉及到职业操守。
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规矩。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更是肩负着使命，不同寻常，对于从业者也有着不同的要求。说实话，如果世界各国这个行业的精英们，都带着理想主义情怀出来爆料一番，将是全世界的灾难。
不同职业有不同的操守，而在理想主义和职业操守之间，也有平衡点。德国统一之后，曾经守护柏林墙、向翻墙民众开枪的士兵受到审判。有一个士兵辩解说，他是被迫执行上级命令。法官回答，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啊。法官的这句话，被认为既人性而又智慧，令人感动不已。
对于斯诺登，我倾向于认为他是英雄。这是因为，他的行为虽然给美国政府带来了难堪，但没有伤害具体的人，没有谁为此丢掉性命。他反对的是违反言论自由的监听，具有正义性，可以说他违反了有关间谍保密性的规定，但和美国宪法的言论自由原则倒也不冲突。如果他拿着美国驻各国间谍人员的名单去散发牟利，那毫无疑问就是叛徒了。
反思二：是否可以为了反恐而肆意监听?
“棱镜”计划始于2007年，美国官方的解释说是为了反恐。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等高官纷纷出面为此事“灭火”。他们提出的三大辩解理由是：第一，“棱镜”项目不针对美国公民;第二，该项目已得到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构的授权及监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棱镜”对反恐有功。
这些解释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自从9•11之后，反恐在美国是政治正确之举。9•11后一个月，美国就通过了《爱国者法案》，扩张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根据法案的内容，警察机关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这个法案也延伸了恐怖主义的定义，包括国内恐怖主义，扩大了警察机关可管理的活动范围。
这相当于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可以扩大反恐的能力和效果，另一面却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在反恐需求旺盛的时候，美国人愿意为了安全而放弃一些个人隐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警察机关以及谍报机关的权限越来越大，终于引发了“棱镜门”事件。
我们不能事后诸葛亮般认为，美国保护隐私的要求导致必然会发生类似事件，因为斯诺登的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正常公民争取权益的范畴。然而，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自从9•11之后，美国各界对于反恐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平衡，一直都在关注。
奥巴马政府给出的理由，重要一点是“棱镜”对反恐有功。这一逻辑相当具有欺骗性。如果为了反恐可以侵犯个人隐私，可以限制言论自由，政府可以为所欲为，这个政府的权力会无限扩大，这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一个政府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时候，也可以拿走你的一切。
反思三：该如何限制政府的“必要之恶”?
“棱镜门”事件，虽然是美国的事，引发的却是有关政府权力边界的思考。
设立政府的初衷是解决一些公共事务，于是人们把自己天赋人权中的一部分交了出去，赋予政府，以使其拥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
但政府不是机器，如果它拥有了不受限的权力，它就有对外扩张的趋势，甚至会做出有害公共利益的事。同时政府是由一个个经济人组成，是经济人就有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趋势，不仅在管理公共事务中缺乏动力而效率低下，而且会做一些不利于公共利益却有利于个人利益的事，所以政府有它天然的恶。不过，由于政府具有公共管理的必要性，所以现代社会，在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需要一个平衡。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要有一个契约。政府必须遵守契约，这样才可以取得信任，具有合法性。
限制政府，靠的不是像斯诺登这样的孤胆英雄，而是法治。如美国官方所言，棱镜项目得到了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构的授权及监督，不针对美国民众。这就是说，这个项目是在司法的管辖范围之内，并非无法无天。而解决此事，也需要通过司法途径。这就是美国社会自身的修复能力。独立的司法、国会、媒体、公众一起，组成对政府的压力，方可有一个合理的结果。如无上述因素，单靠一个斯诺登，无法改变大局，即便是英雄，也徒唤奈何。
反思四：世界各国该如何和平共处?
斯诺登出逃，恰逢美国各界疯狂炒作中国网络战，说中国政府的黑客侵入美国计算机，盗取政府的机密和各种商业机密，习近平主席访美那段时间，此事炒得更凶。斯诺登的爆料，让美国人哑口无言，原来喊了半天，竟然是贼喊捉贼的游戏。
对于中国的发展，美国人一直心存芥蒂，监听倒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对于它的欧洲盟国，美国人也不放过。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方曾对欧盟办公室电脑做手脚，以进入欧盟内部网络。报道称，美国家安全局窥探了欧盟内部的通讯记录、电话记录、文件和电邮。报道称，欧盟方面已经要求美国官方对这一“指控”做出澄清。
此报道一出，欧洲高管的评价是感到“恶心”，而美国则拒绝回应。这也说明作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监听窃密方面也异乎寻常地强大，敌人、朋友都不放过。
其实，各国进行谍报活动，并非什么秘密，斯诺登更像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说出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是表面现象，背后都想着去窥探一下对方的隐私。无怪乎有人说，间谍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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