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田夫是陕西绥德人，生于1902年。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陕西省纪检委副书记、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山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无定河治理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家在西安，但每年都要去陕北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二老崔”。他1971年就病倒了，到1978年逝世，再未工作。但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在百姓中口口相传，有感于此，绥德革命烈士陵园负责人王树才写了一部传记——《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崔田夫》。2010年，71岁的王树才也病故了。遗稿由当地企业家赵永杰出资印刷，以自印本流传。为之题签作序的李锐老赠我一册，读后颇为感慨。
这本传记内容很丰富，印象最深的是崔田夫在陕北调研时写的几个报告。例如《关于解决农村特困户生活问题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我在蹲韭园前，就到崔家湾、苏家岩、定仙墕、枣林坪、田家岔、义合等公社的农村里走过，看到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其艰苦贫困的生活让人看了心惊，现反映如下：
目前陕北农民的生活状况，首先说吃饭问题。农村里最上等的户能吃到玉米馍、高粱米饭就很满足了。他们的白面不多，留着过节和接待贵重客人时才用。大米根本没有，有的听说过，大都连见都有没见过。肉食同白面一样，只能逢年过节吃点，平时谁还舍得，或买不起。中等户吃得是稀渣渣饭(把少许黄豆压成片，同碾碎的连皮高粱一起煮)、黑窝窝(有多种、麦皮面面、高粱面、秕谷加黄豆面等)，逢年过节能吃上个白面加玉米面的两面馍、或捞捞饭(小米干饭)就很不错了。生活拮据的困难户吃什么呢?他们也吃稀渣渣饭，稀得可以照见人影，好一点的可以泡几颗山药蛋。但这个饭不经常有，往往是东家借点高粱，西家借点黑豆。那干硬的、饱肚子的就更粗糙了，高粱糠、谷糠都是蒸窝窝的好东西。特困户吃什么呢?喝更稀的渣渣汤。这是陕北人最低的饭，好户稠一点，不好的稀一点，特困户更稀。他们经常断顿，盼两点，一盼来点救济，二盼春暖花开，百草成长。这时候苦菜、灰条、野秃帚、长苗，榆树皮、杏叶、榆叶都可以吃，有这些东西就不怕饿了。三年困难时期，别说他们吃这些东西，就连城里的干部也吃。那时候拿百八十元钱的干部是一毛口袋洋芋的干部，挣三五十元钱的是一筐山药的干部。现在比那时强一点了，但还是穷呀!
下来说穿，三年困难时期，外国人讥笑我们“尺五布票穿半裤”。问题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供应的棉布的确不够用。乡里的受苦人大都穿着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破旧衣服。拿证买点新的、花的市布，大都让给自己的儿女们。就儿女来说，只是穿新一点，少补一点的衣服就满足了。要知道绥德县各乡村大都不种棉花，穿衣全靠国家发的布证，而布证又不够用，只能“大让小，吃不了” 。
再说住的。陕北的土窑洞是全世界有名气的。它冬暖夏凉，实在是人们居住的理想地方。可细鉴出面，穿廊挑石的石窑洞是过去地主家留下的。农村里的富裕户能住上皮条鉴出面的新窑洞就很不错了。这里要说的是农村里的特困户，老光棍、老寡妇往往住在山崖下自己挖的土窑洞内。这种窑只开一个长方口，上面是顶柱窗，下面是闸拦门。窑里的土坯好一点的还算能住，土坯不好的，随时往下掉土块，住起来有危险，但他们穷，修不起没危险的窑洞。他们还算有办法，见那一处土不牢靠了，就一根活柳杆，绷在窑里，土块就下不来了。
吃穿住都说了，下来就该说用了。特困户们“跌倒拾不到一点钱皮”，哪来的用的钱呢?我亲眼见他们买不起火柴，而用生铁击石取火，这种原始的取火方法为什么现在还在用呢?除了手中无钱，还能是什么原因?
报告中还说：我们村革命烈士崔陆合，家里只留下他母亲一人。老婆姓薛，大家都叫她薛老婆，她每月定补6元钱，用这6元买粮、买柴、买用品，还得花钱看病，老婆的钱不够用，就拉着拐棍到公社找书记、社长和民政干部。公社领导看她确实可怜，就给上她几元钱或十几元。她不嫌少，高兴地回村了，可用完了，她又来了。公社领导和民政干部为这个事经常犯头痛。
讲完这些情况，报告就救济粮款的分配，优抚对象的待遇，建立一个扶贫帮困组织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最后说：“对了，请领导采纳，不对的地方请提出批评、指正。”落款：“崔田夫1964年春荒之季”。
读这个报告，不禁使笔者想起自己六十年代末在山西农村的插队生活。晋陕两地一河之隔，当时农村贫困状况相差无几。像这份报告里的真话，不但在当时公开的宣传不曾说，就是在领导部门的内部报告里，也很难见到。自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信挨批之后，报喜不报忧几乎成了官场上不成文的规则。有些事，不说不等于不存在。以至于周恩来1973年陪越南代表团参观延安，听当地领导说到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时，发出这样的感慨：“战争年代都没这样苦!这是为什么?”
崔田夫没有上过学，年青时当了十几年长工，参加革命后才学了一点文化。他写报告文字朴实无华，非常实在。他资格很老，行政八级，但不是党政一线领导，所以报告递上去，为政者可以理睬，也可以不理睬。但这并不影响报告的历史价值。如果像崔田夫这样说实话成为官场的常态，中国的政治生态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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