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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吴会”:把解决台湾问题与大陆民主化挂钩

shehuiguangjiao 2013-07-09 21:47:14 ■邓聿文/文 总第210期 放大 缩小

2013年6月13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习吴会”,这是中国大陆新领导班子上任后,两岸首度举行的最高层级会晤。与此前举行的两党领导人会晤不同,此次会晤的一大突破是吴伯雄乃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正式授权,因而它带有两岸政府会谈的性质,从这一角度看,“习吴会”是两岸领导人的政治谈判。

6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从“九二共识”到“一中框架”

习近平在会谈中提出了今后几年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和主张,集中体现在四个“坚持”:第一,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第二,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第三,坚持增进互信、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务实进取;第四,坚持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从习对四个“坚持”的解释看,其核心是坚持“一中框架”,在“一中框架”下,摆脱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束缚,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平等协商、相向而行,合情合理解决彼此间的问题。换言之,“一中框架”正式取代过去国共两党达成的“九二共识”,成为中共今后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原则。

“九二共识”的含义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过去台湾侧重于“各表”,而大陆侧重于“一中”,这使得两岸看似有共识,实则没有共识,从而导致两岸政治谈判迟迟不能推进。现在,习提出用“一中框架”取代“九二共识”,正如马英九两岸关系“操盘手”、曾任台湾国安会秘书长的苏起所说,大陆对台政策将“硬会更硬、软会更软”。确实,“四个坚持”和“一中框架”反映了习近平对两岸关系比其前任更显自信、也更少耐心。

最近10多年来,两岸关系有大发展,尤其在经贸、文化、人员往来、政党交流等方面建立起涵盖不同层次、涉及诸多领域的交流交往机制,如“两会”商谈、国共党际交流、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海峡论坛”、“国共论坛”等机制。2012年,两岸贸易额为1689亿美元,同比上升4.3%;大陆企业赴台投资6.9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0倍;两岸人员往来总量近800万人次,每周往返两岸的定期航班多达645班,仅去年大陆观光客来台已经超过200万人次,两岸同胞“一日生活圈”已经形成。两岸已经签署18项合作协议,特别是ECFA的顺利签署,进一步催化两岸经贸的快速发展。此次“习吴会”主要议题包括两岸两个民间协会互设办事机构,继续扩大深化经贸文化、教育交流,以及两岸ECFA后续协商服务等内容,可以说,两岸社会一体化已现雏形,这是两岸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日前参加“北京会谈”的台湾政治大学前校长张京育,为此总结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八个有利因素:一是两岸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相邻性;二是两岸的文化纽带;三是两岸的经贸利益,优势互补;四是两岸厚实而正在深化的各种交流活动;五是两岸均追求和平发展的利益与前景,并要回应两岸人民的共同需求;六是两岸近年已签署十八项协议,特别是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意义深远,外交休兵与国际空间的谅解亦深具意义;七是两岸均乐于向世人表达和平共处、和平共利的政策取向;八是世人特别是亚太地区人民,对和平的渴望。

两岸薄弱的政治互信

不过也要看到,尽管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密切,政治互信却一直很薄弱,没有为两岸带来更进一步的认同,相反,在台湾近来的民调中,显示认同中国人的比例还在降低。这其中的缘由很复杂,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中把它归之于台湾内部近年来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形成一股“分”的结构,并从四个方面作了论述:

第一,国民党的“分治”与民进党的“分离”论述逐渐靠拢,两党所共同形成的结构为倾向于“分”的结构;

第二,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强化了台湾对美国的依赖关系,美国的制约让台湾“分”的结构有了支持;

第三,台湾近年来政治社会发展与大陆不同,在政治的引导下,台湾人民认为两岸在价值观上有着不同,为两岸关系“分”的结构累积了价值的内涵;

第四,北京迄今为止并没有提出一套和平发展期两岸如何“合”的论述。

张亚中的概括很全面,不过我认为,在这四个方面中,值得重视的是两岸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落差。不仅民进党和台独人士特别在乎这一点,以此作为拒统的“盾牌”;即使赞成统一的人士,也非常珍惜所谓台湾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和大陆不同层级的会谈和交流中,极力强调和维护这一点。那么,台湾朝野,不管蓝绿为什么坚守这点?说到底,是因为两岸统一乃人民的统一,人心的统一,政治家和政党虽然在支持或反对统一的问题上能够引导人民,但首先他们必须反映人民的愿望和意志,假如多数人赞同统一或支持独立,任何政治家和政党都不敢忤逆,这就是国民党和马英九在取得台湾地区执政权后,迄今不敢在统一问题上越雷池一步的原因。

两岸政治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的落差成为阻碍两岸统一的最大因素,既有国民党和马英九的失误,但追根溯源,还在于中共。国民党和马英九的错误在于,未能利用执政的有利条件,在岛内创造一个有利于终极统一的氛围,引导人民对中国的认同,反而跟在民进党的后面,亦步亦趋。中共的错误,则在于经济发展和强大的同时,未能改善大陆的人权,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上有所推进。大陆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确实很快,经济总量已经进二望一,民众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亦有一定提高,缩小了与台湾民众的生活差距,本来这为两岸发展,走向一统奠定了一个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两岸统一,如果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相差太大肯定不行;但是,光有物质的进步,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若差异很大,也会成为阻碍因素。大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众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和当家作主的愿望并未同步推进,人权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反而还有所恶化。若在过去,这种状况由于资讯的不发达,两岸人员往来也不密切,台湾人民不大能够感受得到或感受不深,今天随着交流的深入,台湾人民会发现,两岸越交往,彼此之间的差异反显得更大,从而对统一产生抗拒心理。因为两岸实力差距悬殊,台湾是弱小的一方,两岸统一,对台湾民众来说,就变成了实力强大的大陆对弱小台湾的吞并,台湾现有的一切,包括民主体制和生活方式很难保留住,而这是他们通过艰苦抗争才得来的。

大陆如何赢得台湾民心

站在台湾民众的角度,应该理解他们这种害怕统一的心理,不能仅仅把它归结为台独分子和民进党的蛊惑。因此,对大陆来说,要想赢得台湾民心,就必须在体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向后者看齐。正如台湾一些统派学者所说,两岸认同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彼此对对方的政策,更取决于彼此内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素质的同质化与优质化的程度。台湾人民若能分享共同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愿景,认同感自然强烈。但这就需要大陆开启民主化改革,把宪政体制、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保障等作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

当然,要指出的是,大陆的民主化首先是为着大陆人民着想,因应大陆内部发展的需要,而非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只是民主化有助于两岸统一,这个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而在大陆民主化中,台湾作为先行者,可以发挥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示范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两岸统一会成为大陆民主化的一个外在的触媒吗?既然中共一向强调,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谈,那就表明,中共是有这个意愿的,两岸人民应该向中共提出此一要求。换言之,从民族大义出发,中共应该把解决台湾问题放在大陆民主化的背景下来考虑和推进。

目前来看,大陆民主化是一个长过程,根据我的设想,大约需要用40年的时间来完成。据此来看,两岸实现最终统一的时间表定为30年左右合适,不必完全与大陆民主化的进程同步,而是应该适度提前。这是因为,化解两岸歧见需要时间,同时,只有两岸实现统一,台湾才能以一个合适的身份参与和介入大陆的民主化中。

为此,在大陆和台湾签订的两岸和平协定,构筑两岸统合的行动路线图时,对两岸三党来说,需要强调的是,为了民族复兴大业,和十几亿同胞的共同福祉,必须放弃党派私利。首先,对中共而言,台湾问题虽是60多年前内战遗留下来的产物,可从法统和地缘来说,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毕竟在台湾存在了几十年,中共不能视而不见,所以,在未来的政治谈判中,中共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并给予恰当的安排,以使台湾人民没有矮化之感。可以考虑在统一后的中国实行联邦制。事实上,历史证明,像中国这样人口大国,联邦制比起单一制来更有利于民众自治和国家治理,尽管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以大一统为主的国家。而在过渡时期,应扩大台湾参与国际的空间,此外,大陆的国家职位也应向台湾人民开放。其次,对国民党尤其是民进党而言,也要放弃抗衡大陆的思维,在有关中国的论述和历史教育中,摒弃将台湾和中国割裂来开的分立史观,在具体的行政中,不搞去中国化的动作。

相对于台湾,大陆无疑是强势的一方,强者更应该表现出历史的大度,只要两岸三党都摒弃各自私利,两岸和平统一是可以期望的。习在“四个坚持”中也再次指出,只要坚持“一中框架”,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是可以摆脱的,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有利于“一中框架”,中共是可以采取最大程度灵活性的。有了中共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现在就看台湾马英九政府和国、民两党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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