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取代福特，当选第39任美国总统。对于当时悬而未决的中美建交问题，卡特的态度很明确：要把同中国建交作为美国的一个战略目标。经过一系列前期沟通，1978年7月初，中美双方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1978年12月16日晚，双方发表建交公报，确认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决心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到1979年正式建交，历时整整7年。但中美建交的掌声未息，美国却不顾中国抗议，于1979年4月10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后患。之后，台湾问题总是不时跳出来，干扰中美关系。虽然如此，中美两国的总体关系仍然取得了进步与发展。卡特之后，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与中国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危机甚至倒退，但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势，却如滚滚长江东逝水，还是阻遏不住。
卡特也是我直接接触过的最早的一任美国总统，但那是在卡特退休之后了。
1997年7月，卡特及夫人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客人访华，我有机会参加了与他的会见。我专门买了一本卡特出版不久的著作《活着的信仰(LIVING FAITH)》(美国Random House出版公司，1996年版)，请他在这本书上签了字。在这本书中，卡特写道：“对我而言，信仰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我们应该活出信仰，而不只是谈论信仰。”卡特是个勤于笔耕的人，在这本《活着的信仰》之前，他已经出版了9本书。
里根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1987年5月，应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的邀请，中国派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是我第三次访问美国。
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是在1986年3月，当时领队的是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随宦乡访美归来仅一个月，我又陪同总参谋长杨得志开始了我的第二次访美行程。这是中美建交之初访美较早的高级军事代表团。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多次参与了中美军事交往的一些访美重要活动。
1987年的访美之行，受到了里根总统的接见。当时里根已经76岁，但看上去要年轻许多。他的双耳都戴着助听器，据说这是由于年轻时拍摄枪战片，有人在他耳边放了一枪的后果。在和我们代表团谈话的过程中，里根语调清晰，富于感染力。他曾经是电台播音员，很擅长演说，在竞选期间他甚至被人称为“伟大的交流者”。但当里根谈到台湾问题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场面：当着我们的面，里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照本宣科地一句一句念诵了美国官方对台湾问题的表态。随后，里根冲我们微微一笑，将纸条又收入衣兜。里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职业演员出身的总统，看着他泰然自若的样子，我想，此时的里根也许又找回了演员的角色感吧。
当然，里根照本宣科的原因，是他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出差错。在里根执政期间，经过中美艰苦的谈判和较量，于1982年8月17日就售台武器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美方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公报后来又被称为《八一七公报》，与尼克松时期的《上海公报》、卡特时期的《建交公报》一起，常常并称为“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础，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里根的著作不多。他最重要的著作是退休后撰写的《美国生活：里根自传(AN AMERICAN LIFE)》(美国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1990年版)。我收藏的就是这本书的签名本。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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