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00 说明了什么?
我们都知道中国公权力(或说官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要量化这种吸引力究竟有多大?恐怕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不过，从以下一些并非个例的事实中，却能为你提供一个想像的空间：
河南某地河道管理所有个年仅15岁，每月工资为1000元、却从未上过一天班的正式职工。经核查，他是该管理所赵所长的儿子，而且领取这项薪酬已长达6年。这就是说，所长之子从9岁起就成为了端着“铁饭碗”的有国家正式编制的职工或者是公务员了!更有甚者的则是，该管理所未满18岁的在编职工竟达到10人，并且多为赵所长的亲朋好友之子弟。
赵所长之所以能如此胆大妄为，除了对他的权力缺少监督与制约这些外在因素外，其内在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这具有“铁饭碗”性质的公职职务(内地劳资部门统称为“具有国家编制的在职人员”)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了。在中国内地，你只要成为了国家公职人员，不但眼下衣食不愁，前程也会宽广无虞。可以想见，为了自己更为了子嗣后辈，即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计。
如果有人对中国的公权力、中国官场、中国式的职业“铁饭碗”具有莫大吸引力这一事实表示怀疑的话，那就去亲身感受和领略一下每年全国公务员招考的壮观场面吧。这一被称为“国考”的活动，每年都会牵动千百万人的心结，特别是对数百万应届毕业的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能否成为公务员几乎成了决定他们命运的生死之战。正是因为这样，在一些部门，实招名额与报考生之比竟会出现不可思议的悬殊差异，居然能达到1：10000的惊人程度!
几年前，中国的北方邻国俄罗斯也曾出现过大学生一窝蜂投考公务员的类似现象，该国现任总统普京毫不掩饰地对此加以抨击。他说，一窝蜂投考公务员，是一种社会的腐败。笔者认为，普京的话虽有些偏激，但不无启发。
公务员以及属于国家编制的各类公职人员是什么?说到底，他们是国家公权力与公共义务的人格化代表。换句话说，他们是人格化了的国家机器以及与这架机器有关的零部件。国家机器的运转当然离不开公职人员，他们是以国家的名义，去组织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平衡、有序存在与发展。他们的薪酬和待遇以及人事更新，其实就是国家机器运行的正常的保养折旧与更新，他们运用权力的过程应该说是释放正能量的过程。
但是，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家公职部门和公职人员队伍中，在公权力的运用中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包括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利用公权力寻租的腐败分子、腐败行为、腐败意识和腐败氛围，那么，公权力释放正能量的功能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会以失去公务诚信的形式而损失殆尽。
那么，中国公权力的巨大吸引力来自何方呢?
笔者以为：一是工作的稳定性强。国家公职无疑是全社会最稳定的工作。二是获利的机会多。内地频发并不断曝光的官员腐败案件都说明，“权力寻租”即借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在公职人员中并非个例。有了这两项，既饱受就业压力之苦，又对高档奢华生活倍加羡慕，同时又极少奋斗吃苦的青年人，不对公务员一职顶礼膜拜，焚香祈祷，拼命钻营，还会有其他的人生设计吗?
这种社会现象绝非国家之幸事，民族之福音。因为这种公职岗位对公众，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强大吸引力并不是基于为公众服务的正能量，而是来自公权力被腐蚀后释放的负能量。从本质上说，年轻人渴望入“公”的求稳心态，与他们的热情、求新、求变的浪漫秉性完全不同。于是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中国的青年不再渴望创造和奇迹，只想借助公权力来求得生活的安逸稳定与体面，同时也能轻易地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时，究竟是我们青年朋友们未老先衰了，甚至是提前腐败了?还是中国的官制已经变得固化、僵化和老化，从而窒息了青年人朝气勃勃的创造力了呢?
吏制改革势在必行
事实己经很清楚：陈旧的公务员制度正在不断滋生着腐败也加剧着腐败，而官场中弥散性腐败，又使本应释放正能量的国家机器却在越来越多地释放着负能量。应该说，这种状况极其危险。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它的权力中心不再释放正能量而是相反，那它就会不可避免地被社会生产力所抛弃而走向解体，中国执政党高层所一再告诫其成员的“亡党亡国”的危境，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如果要让中国的社会转型能够实现平稳着陆，如果想使中国在获得世界发达国家的国际地位的过程中，得到真正强大的智力资源的支持，中国就必须把改革吏制、再塑官制，把全面更新干部组织人事制度，置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最为迫切最为重要的位置。
笔者以为，改革吏制、更新官制应该要有这样四条明确清晰的思路。
首先，在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公民自我管理机制为主导的简政放权的前提下，以高效政府为目标，重新计量并确定国家机器的运行成本(包括人员薪酬福利在内的人力成本)。请注意，这并不是在搞以往中国老一套机构改革的所谓“三定”方案。而是要把国家的行政开支放在一个大盘子当中加以统筹。这个大盘子就是怎样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和怎样对社会财富进行公正合理“以人为本”的一次分配。“一次分配”无论在财富总量还是在个人所得方面，都必须注意减少多寡悬殊与缩小贫富差距。
其次，应推行公职人员聘任制。实行聘任制毫无疑问是为了打破铁饭碗。但这还不够。笔者以为，在实行聘任制的同时，还要考虑在一定范围内用“组阁制”与“有限任期制”来取代实际存在的公务人员的“终身福利制”。组阁制与有限任期制，实际上是一种定期的“优选”和及时的“保鲜”，是一种无痛手术与体面的淘汰。
第三，毫无疑问是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如果说，实行聘任制、组阁制和有限任期制都是为了打破铁饭碗，那么，反腐败倡廉洁的组合拳就是为了打碎中国公务员的“金饭碗”!这里惟一要强调的是，清除公务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和腐朽言行并不仅仅适用于所有触犯党纪国法的人，更不仅仅限于经济上的受贿索贿，而且还包括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这条道德底线既包括了每个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操守，也包括了他们应该摸范遵守的社会公德和家庭伦理!生活中的事例告诉我们，一些公职人员在滥用公权力上的强横，必会在职业作风上甚至在日常生活上显露出粗蛮与无理。遵循道德底线，是全社会对眼下中国公职人员屡犯公德的强烈要求。
第四，则是要对公务员和一切有公职身份的人员的工作实绩和效能加以透明化、公开化的考核，同时还要接受舆论与公众的广泛而严格的监督。事实证明，把权力关进玻璃笼子里要比关进铁笼子更有效。最近，不是有不少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状态发出抱怨了吗?他们原本认为，公务员属于高地位、高稳定、高收入的“三高”职业，却不曾想，在日益密切的公众监督，特别是网络媒体的监督下，老“三高”成了新“三高”即“生活高压”、“工作高压”和“舆论高压”。很显然让公务员们感到不舒服的“新三高”其实是一种正常。而原来的老“三高”则是对人格化公权力的严重扭曲。
总之，让公权力回归正常，让公职人员回归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更是使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走出迷惘、走向健康发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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