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5日，李克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七任总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职位上，李克强总理创造了许多第一：
他出生于1955年，是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总理;
1974-1976年他是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知青，也是第一个担任总理的知青;
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是历经十年文革浩劫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是1949年后第一个拥有法学学士的总理;
1988-1994年他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博士总理，也是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总理。
李克强总理的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及博士背景，从学科背景看，也标志着从“工程师治国”到“法律人治国”或“经济学家治国”的转变。
李克强经济学学术研究
李克强，在文革十年浩劫结束后，作为第一批天之骄子，从基层官员(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身份转变为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法律系高材生，并于1988-199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在学术领域，李克强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1988年，在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指导下，李克强写作的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挑战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之父阿瑟•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观点，在论文中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化，破除阻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形成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李克强在其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基础上写就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并于1996年荣获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李克强总理的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与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硕士论文《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硕士论文《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被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编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此书第一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时隔20多年，再版《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即将上市。
李克强的博士论文题为《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指导教师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教授，吴树青教授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专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89-1996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李克强的博士论文《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是以经济结构转换和城镇化为主题，其主线是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城镇化及扩大内需。
李克强博士论文《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一文，运用其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的三元结构理论构造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路径。
李克强的执政实践
1998年，之前从未有地方从政经验的李克强转任河南省代省长，开始了地方大员的历练，他是当时最年轻的的省长，也是第一位博士省长。
作为第一位具有经济学博士的省长，李克强开始了作为地方大员在中国农业大省的地方治理实践。1998-2004年，李克强先后任河南省长、省委书记，在河南主政七年。
河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耕意识根深蒂固，拥有极其庞大的农村人口，中国普遍存在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在河南表现得更加突出。
1998年，河南的城镇化率只有20.8%，仅高于西藏，全国排名倒数第二。河南落后的城镇化，使得整个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进而导致现代农业发展困难重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造成农村贫困和农民贫穷，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也长期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李克强结合河南省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快城镇化是河南这个农业大省跨越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把城镇化作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举措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同时，李克强还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工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
2004年底，李克强离开河南之时，河南的人均GDP从1998年的4976元上升至2003年的7590元，增长了34%。
2004年12月，李克强出任中国老工业基地之一辽宁省委书记，在“共和国长子”之地开始了工业大省的执政。
当时，辽宁面临国企破产工人下岗的问题，很多百姓在棚户区中生活。就任辽宁省委书记后不久，李克强即开始关注棚户区改造工作，在推进棚户区改造及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李克强也强调城镇化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李克强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重点建设县城和一批中心镇，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不断壮大县城和小城镇经济，发展具有地方优势和特色的工业，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步完善城镇功能，发挥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作用。
可见，李克强的经济理论与其农业大省和工业大省两省的执政实践是相统一的，是“知行合一”的。$nextpage$
“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的诞生
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作为当下经济财经界高频词之一，最早出现于2007年。
2007年，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他更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这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
2010年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受李克强谈话启发，将李克强所言的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这三项指标予以综合，推出了一项新指标——克强指数，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
耗电量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和消耗电量。现代工业生产与能源的消耗具有较强的关联度，耗电量这一指标可反映中国工业生产活跃度以及开工运行情况，数据可通过电网获得。
铁路货运量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铁路运输的货物总量。铁路是承担中国货运的最大载体，因而，铁路货运量的指标既能反映经济运行现状，又能够反映经济运行效率。
银行贷款发放量指银行系统人民币贷款总额或新增贷款规模。在中国，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高达84%，而银行贷款又占到中国间接融资的绝对大头。所以，“银行贷款发放量”这一指标，一方面可反映市场对当前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又可判断未来经济的风险度。
在中国，GDP是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导致地方政府出现了“GDP崇拜”现象，“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因而地方政府在地区GDP统计中存在作假掺水的空间和动机，这导致中国GDP存在一些水分。
而“克强指数”所涉及三个指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可通过电网、铁路、银行的具体业绩核算得到，且具体数据易于核实，准确性高于GDP核算数据。
因此，克强指数能够反映更加精确地反映经济现状，更切合中国经济实际特征。《经济学人》认为，“克强指数”比中国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
“克强指数”很快被一些国际机构认可。美国花旗银行用克强指数来对比工业企业利润，认为利益克强指数指标对经济的解释能力更强。
在花旗银行编制的李克强指数中，耗电量、铁路货运量、银行贷款量这三个指标，耗电量这一指标，占比最高(40%)，是一个影响经济走势的最重要指标，之后是银行贷款量(占比35%)和铁路货运量(占比25%)这两个指标。
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的由来
巴克莱资本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教授首先提出“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一词。“李克强经济学”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中国政府为中国所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以短期痛苦换取长期的益处，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李克强经济学”这一名词正在成为经济学术界及实际经济工作部门人员热烈讨论的名词。每一个心怀“中国梦”的中国人，都期待着“李克强经济学”能将处于中国经济带上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之路，实现产业升级及经济的顺利转型。
巴克莱资本公司认为，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
面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的经济复苏计划，都是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干预，是凯恩斯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尤其是2008年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过后，产能过剩、国进民退、增长乏力等后遗症开始出现。产能过剩成为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产能过剩影响着中国的许多行业，包括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煤炭、化工等六大传统产业，同时，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也受产能过剩的困扰。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工作重点。
在李克强总理执政4个月多的时间内，我们可发现，“李克强经济学”是支持自由市场、摒弃政府干预的经济学。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是李克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正如李克强在2013年就任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政府要削权。
2013年6月份肇始于中国银行业的“钱荒”事件，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其进行干预，这进一步验证了“李克强经济学”重返自由经济、市场化解决问题的决心。
强化自由市场，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强化自由市场，就是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行政性干预，简政放权。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进行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并下放行政审批，真正向市场放权，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减少对微观经济事务的干预，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李克强经济学”带有供给经济学的某些特征。财税杠杆是调节经济运行、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深化财税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减税促进投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创新转型，为企业发展、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创造更好环境，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的减税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政府收入增长下滑，投资型政府的角色会发生变化，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才可能实现。同时，改善供给，完善福利制度，调整国内利益分配，国有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继续推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转型。
李克强经济学：与众不同特点
从经济总量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李克强经济学”作为中国现时代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世界强国美国的“奥巴马经济学”和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有些不同的特点。
与“奥巴马经济学”(Obamanomis)异同
2008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初，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发生，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面对如此棘手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支持实施金融救援计划，但认为救市只是临时措施，应同时加强监管，同时，奥巴马政府在救市同时推动实施为中产阶级减税和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
奥巴马还公布了500亿美元基础设施升级计划，内容是对美国公路、机场和铁路进行升级，这是奥巴马政府为促进美国经济实现复苏而推出的最新计划。
奥巴马救市的措施和基础设施升级计划，带有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性质，与“李克强经济学”强调市场化解决问题不同。
奥巴马为中产阶级减税和刺激经济增长计划，与“李克强经济学”减税政策具有相似的地方，都具有供给经济学特点。
与“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异同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称之为“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最主要的政策就是宽松货币政策。
“安倍经济学”最主要目的就是创造通膨预期。从安倍晋三履新的2012年12月26日到2013年2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日元对美元贬值幅度就超过8.4%，日元汇率开始加速贬值。创造通货膨胀预期的货币政策，带动了日本的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了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
“安倍经济学”第二点，是试图通过新的公共开支计划以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安倍晋三在2013年1月11日通过了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
近期中国银行业发生的“钱荒”事件，中国人民银行拒不“放水”，李克强解决措施是“盘活存量资金”，这也显示了“李克强经济学”在货币政策方面与“安倍经济学”有天壤之别。同时，“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投资计划，也与“李克强经济学”有巨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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