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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与“李克强防线”

tebiebaodao 2013-08-02 17:48:35 杨永华/文 总第212期 放大 缩小

 

“李克强经济学”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界解读中国新一轮经济政策中的热词,用来指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经济制定的增长计划。该经济增长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这些经济措施被称为“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

“李克强经济学”主要特征是要充分利用市场来解决经济问题,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李克强经济学”要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事务的干预,更多强调改善和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要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李克强总理提出宏观管理的“上限”和“下限”说。“上限”是指防通胀,“下限”指稳增长、保就业。李克强总理强调“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学词汇“李克强防线”产生。

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

“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是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这三大措施将使中国经济减速、去杠杆化并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重提自由市场:无大规模刺激计划(Deceleration)

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逐渐发展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因外部需求的萎缩,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下行区间。

2008年底,为防止国内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保增长”,全面实施一系列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

但这“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政府投资为主,尤其是投资于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之中,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率迅速增加,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率高居47.5%。同时,政府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这些工程大都被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据,加剧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程度,加剧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民间资本进入越来遇难,“国进民退”现象越发严重,更加剧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在政府投资刺激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借债投资于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地方债务。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占到GDP的50%。

2013年审计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从偿债年度看,2011年至2013年到期偿还的债务分别占总额的24.49%、17.17%和11.37%,合计约占53%。这对地方政府税源较少的财政来说,都面临较大还债压力。最近,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也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敲响了警钟。

从长期来看,以前常用的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应该以后较少在中国出现。在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增速的下滑,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新一届政府执政伊始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措施。减少政府干预应该是中国现代及以后经济发展常态。

去杠杆化(Deleveraging)

杠杆原是物理学中的概念。在物理学中,把在力的作用下可以围绕固定点转动的坚硬物体叫做杠杆。两千年前,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这样一句名言一直流传至今。阿基米德所言之原理就是物理学中的杠杆原理。杠杆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是一种“放大”的方式,用较少的力去撬动较大目标的作用。

在经济运行中,经济体系中的各个参与者,利用杠杆原理,用较小的本金带动巨额的经济交易量,从而放大经济收益率,这就叫经济中的杠杆化。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聚集在华尔街的毕业于世界名校的高智商天才们,通过“金融创新”,制造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并通过杠杆化运作方式,撬动巨大体量的资本,使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据测算,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国际前十大投行的杠杆率达到30倍,全球金融资产约是实体经济的16到18倍。“过度的杠杆化”使经济系统隐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像个“定时炸弹”一样潜伏在经济运行的肌体之中,一旦经济出现波动下滑时,这颗“定时炸弹”将会随时引爆。

在世界经济一马平川之时,华尔街的精英们醉心于研究杠杆率更高的金融衍生品。当经济繁荣之际,这种经济杠杆化模式带来的高收益使获益巨丰的人们看不到高风险的存在。而等到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时,杠杆效应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风险也被迅速放大。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经历了金融界的“9•11”。2008年9月15日,可看作世界金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创建于1850年的世界顶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历经158年辉煌,在这一天,轰然倒塌,在业界居领导地位,成立于1885年的全球最大金融资产管理者之一——美林公司,也在这一天被收购。2008年9月21日,两大投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

自此,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再无顶级投行。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逐渐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更多人开始意识到“过度杠杆化”带来的巨大风险,经济体系中的各参与者纷纷开始考虑“去杠杆化”,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杠杆化带来的巨大风险。$nextpage$

1.金融产品去杠杆化

杠杆化的金融产品是指金融衍生品,它是指以货币、债券、股票等传统金融产品为基础,以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为特征的金融产品。

金融衍生品具有高风险性。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结果取决于交易者对金融产品未来价格的预测和判断的准确程度,这决定了金融衍生品交易盈亏具有不稳定性,也是金融衍生品具有高风险的重要原因。刚过去的世界金融危机,时刻警醒人们防范“过度杠杆化”这颗定时炸弹。

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要基于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主要是满足经济中的真实融资需求,以传统和基础产品为主, 审慎地推出组合过于复杂、销售链条过于冗长、定价过于困难的衍生品,防止过度杠杆化。

2.金融机构去杠杆化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认识到“过度的杠杆化”给金融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始作俑者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对金融系统进行了“去杠杆化”的改革监管。在微观领域上,“去杠杆化”表现为调整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在宏观领域上,“去杠杆化”则是收缩金融资产存量。

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组成。中国的主要金融机构去杠杆化,需要其出售风险资产来偿还债务减少不良资产、主动收缩其资产负债表整体对风险类资产的暴露,降低风险水平,使当前的杠杆水平能支撑现有资本。另外,银行等机构增加自有资本规模,吸收和扩大股权资本,直至能支撑其资产负债表。

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都是全球性的,各金融机构容易受到金融市场风险传递的影响,政府金融机构管理部门需要对相关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和风险的控制,发挥宏观管理职能。

3.投资者去杠杆化

在目前中国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飞速上涨情境下,投资者的资金绝大头都进入房地产等领域,这会导致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上升,有刺激投资者进入房地产等资产领域,形成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

而实体经济利润的微小,投资者的资金未能进入实体经济之中,没能真正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投资者的去杠杆化,就是在金融产品和进入机构去杠杆化后,投资者的贷款成本巨幅上升,同时贷款条件也异常严格,这会促使投资者出售其所持的高风险资产,倒逼资金流入风险小的实体经济领域。

4.消费者去杠杆化

消费者的杠杆化,就是过度借钱、过度消费。这在国际贸易出现逆差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较为严重。美国是全球最大贸易逆差国家,美国通过过度借钱来过度消费。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则是过度生产、过度储蓄。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主要靠私人消费,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起着重要作用。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绝大程度高度依赖信贷和投资驱动,政府扮演着关键角色,个人消费动力不足,私人部门的作用较为弱小。因此,私人消费者的杠杆化在目前中国基本不存在,内需不足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而政府公共部门,作为消费者面临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消费者去杠杆化,对中国而言,就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消费者的去杠杆化,政府要过“紧日子”,缩减债务,量入为出,化解地方债务。

5.全球经济去杠杆化

在全球经济中,各个国家互联互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每个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都不是“鲁滨逊经济”。

在全球经济中,各个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系统之外,各个国家的“去杠杆化”也是如此。金融危机过后,美国欧盟的去杠杆化,对中国的去杠杆化有正向导向作用,可谓“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经济转型: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心,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失衡所带来的,中国又再一次处于结构性改革的十字路口。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6月22日发表的文章《中国不会拯救世界经济》:“人们对中国对经济危机所作反应寄予的期望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太多,是因为这个亚洲大国在拯救世界经济时只能发挥有限作用;太少,是因为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经济会发生巨变。经济刺激计划对中国和世界是有益的,但真正的挑战在于结构性改革。”

李克强在其完成的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论文《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中也认为,转换结构是生产力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自2012年11月十八大过后,李克强就一直强调“改革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经济结构调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释放改革红利,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结构性改革”是李克强总理施政理念中最无争议的部分,结构性改革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进结构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以改革创新、科技创新替代资源消耗拉动经济增长,以制度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李克强经济学”的成败将最终取决于能否成功实现结构性改革,能否成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

“李克强防线”:“李克强经济学”的数量模型

“李克强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不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学,也不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完全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李克强经济学”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学说支出在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因中国目前社会保障还不健全,中国经济还不能容忍太低的经济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率太低,会有大量失业人口存在,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基于中国目前现实的“李克强经济学”对经济增长有个“上限”和“下限”。经济增长率的“上限”和“下限”,我们称之为“李克强防线”。

李克强总理2013年7月9日在广西调研,首次明确提出“上限”和“下限”,强调“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

“李克强防线”将防通胀设置为经济合理区间的“上限”,防通胀,控制物价涨幅,用CPI指标来衡量;“李克强防线”的“下限”核心指标是稳增长和保就业。

2013年7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他强调2013年要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全年GDP增长7.5%,CPI控制在3.5%。

“李克强防线”其“下限”是指GDP增长不低于7.5%,“李克强防线”其“上限”是指消费物价指数CPI增长不高于3.5%。“李克强防线”的“上限”和“下限”指标,可看做李克强对经济的数量化管理,为中国经济的宏观管理构建了清晰的数学模型,“李克强经济学”带领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结构性改革之路因“李克强防线”的“上限”数值区间和“下限”数值区间指数而进入“数量经济学”的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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