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面对一些国家矛盾纷争甚至诋毁中国的言论，周恩来总理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总理的讲话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国的拥护和支持，“改变了会议的方向”，有力扭转了会议面临的矛盾甚至分裂的局面。
今天，求同存异的原则，已经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准则。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可否认，中美之间存在许多分歧。因此，要面向未来，谋求发展，就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扩大共识、求同存异”的原则。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交往的大门打开以来，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政治家、战略家、学者、教授，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认识到中美之间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的重要性，主张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对话代替对抗，为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等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在介绍中国政策，增进相互了解的同时，我也陆续收藏到他们的签名书。
基辛格是一位世界级的知名人物。早在20世纪60、70年代，作为美国总统的顾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一些国家元首。
基辛格不但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国际事务斡旋者，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国际战略理论家和勤奋的作家。他的最早的一部著作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塞尔雷和和平问题，1812-1822年》。1957年，他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这本书使他声名鹊起。我系统阅读的第一本基辛格的著作，是他在1961年出版的《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在这本书中，他把威慑区分为不同层次，随着危机的加深，不断提高威慑程度，以此达到扼制危机的目的。这本书使我对国际战略以及国际危机控制有了更多的理解。
我收藏的最早的基辛格签名书，是出版于1994年的《大外交》(美国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这本书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秘书长陈知涯帮助我取得的，签字时间是1995年1月。在这本书中，基辛格系统阐释了外交的内涵，并描述了外交艺术以及均势如何影响世界。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真实的“现场感”。基辛格凭借自己多年处于美国外交中心的特殊地位，从亲历者的角度重现了戴高乐、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风采，并提供了许多重大事件、秘密磋商以及治国艺术的细节。在这本书的封底，是基辛格访华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时的照片，由此可见他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以及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自己所作贡献的自诩。
我由于长期分管军队外事工作，并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所以与基辛格的交往比较多。2003年11月初，我去美国访问，在纽约拜访了基辛格。当时，基辛格的一本新书《危机：对两大外交危机的剖析》(美国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刚刚出版，我带去此书，当场请他在扉页上签名。此后不久，11月14日，基辛格来到北京，应我之邀共进早餐，并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发表演讲。期间，我又请他在《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1世纪外交展望》(美国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2001年)一书上签名。
2005年5月，我以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的名义，邀请基辛格夫妇再次访华，并和我的夫人一起专程陪同他们对中国西部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访问。之所以说是特殊的访问，是因为我们接待外宾往往是安排他们访问东部沿海地带，往西最远一般只到西安。而这一次，基辛格夫妇往西北到了敦煌莫高窟，往西南到了西双版纳，同时，我们还安排他们在河南许昌附近参观了我军的一支普通部队。
在莫高窟，基辛格不但参观了这个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古迹，还亲身感受到中国西部恶劣的自然条件，干旱少雨的气候，以及艰苦的农业生产。在西双版纳，基辛格不但领略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而且走进了普通的少数民族居民家里，了解了中国的民族政策，感受到西南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在许昌，基辛格看到的是一支半机械化的普通陆军部队，看到了我军官兵普通得甚至有些简陋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深刻地理解了中国批驳“中国威胁论”的现实依据。回到北京后，基辛格对我说：“我到中国10多次了，基本上都是在大城市，这一次，我真正全面了解了中国。”
这次访问之后不久，2005年6月9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基辛格的署名文章《冲突不是办法》。文章说，有人常常把中国现在扮演的角色比喻成上世纪初德意志帝国扮演的角色，其含意是一场战略冲突在所难免，美国最好对此作出准备。这一假设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中国不会走军事帝国主义道路。中国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经过慎重考虑和耐心细致的研究。
这篇文章，澄清了许多当时流行于西方的指责中国、诬蔑中国的论调。此后，基辛格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任重道远，有很多事要做，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和基辛格都曾多次见面。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基辛格、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和我在一家小馆子里共进早餐。我们就坐在大厅里的散席上，进餐的人来来往往，有的人认识基辛格，还上前友好地打个招呼。这种简单随意的风格与国内有些人讲究豪华气派的习惯明显不同。2006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我也选择了一家专营法式烧烤的小馆子，请他共进晚餐。那天晚上，我们边吃边谈，惬意舒心。席散之后，我送基辛格出门，他幽默地对我说：“来中国这么多次，这次吃得最好。”
基辛格的《论中国》出版后，我也很快得到了他的签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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