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文
(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
星二代、未成年、性犯罪，当这些极具冲击力的关键词组合成一幅新闻画面时，想不引起舆论的沸腾都难。李某轮奸案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出场的，它席卷了无以数计网民和媒体的注意力，也让处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处于舆论的聚光灯下。人们对特权的羡慕嫉妒恨，对司法的先天性不信任，乃至平日里积攒的其他种种不满情绪，再一次找到了发泄的个案缺口。
严肃案件娱乐化
从一开始，李案就是以某种娱乐化的方式被媒体捕捉、供大众消遣的。在舆论的持续关注和诙谐评判中，包含有对权贵的不满、对教育的不满、对司法的不满，这些情绪都需要借助个案得到宣泄。而宣泄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把严肃的法律案件转换成娱乐新闻，在调侃与吐槽中完成一次舆情的集中表达。这种严肃案件娱乐化的背后，恰恰折射出民意输出过程中的无奈与焦虑。
如果将李案置于整个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中，就不难窥探出这样的舆情演变其实有着更为宽厚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当社会分配不均和矛盾冲突加剧，一种普遍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在底层弥漫，使得整个社会对特权与权贵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一旦个案中的当事人被烙印上权贵的印记，便难逃“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舆论窘境;另一方面，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明显搅活了舆论这“一池春水”，一些重大案件在网络的发酵下相继成为“公共事件”，如嫖宿幼女案、邓玉娇刺官案、药家鑫杀人案等等，其中多夹杂着人们对特权干预司法的担忧。在上述背景中，李某头戴“星二代”的“闪闪红星”，前科之后再犯恶行，立即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引起网民“群起而攻之”了。
其实，纵观李案的舆情演变脉络，从案发时对其家庭教育的反思到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关注，从辩护律师请辞引发猜测到“轮流发生性关系”的舆论事故，从新聘律师的无罪辩护到梦鸽女士向法院申请公开审理，整个案件过程犹如一出波折不断的大戏，每一次进展与动态都能招致舆论的普遍质疑，一起严肃的刑事案件，在娱乐化的关注中呈现出更加隐晦不明的事实纷争，乃至陷入了深度的信任危机，这种舆情态势无疑给案件的司法处理带来不小压力。
舆论监督的正当性
舆论对李案的关注自有其正当性逻辑，因为民众监督司法审判乃是一项宪法权利，理当受到尊重与保护。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司法权也不例外。缺乏监督的司法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产生司法腐败。正是网络舆论的崛起，使得司法断案更加谨慎和公正。
虽然李案中的舆情带有娱乐化色彩，但关注的态度则是严肃而认真的。案件信息一再引起猜忌与质疑，其实都围绕着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些因素展开，如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身份会不会干扰到司法?警方的执法会不会因为特权而出现偏私?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保密是不是存在更大的权力背景?
伴随着矛盾多发期的到来，司法这一原本消极被动的国家活动变得活跃而引人注目，转型期的司法能否坚守住时代的正义底线，公共舆论对此极为敏感。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往往将对法治的理解与期盼聚焦到司法领域，聚焦到司法机关的追诉活动上，甚至将司法裁判当作了衡量法治水准的标准。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司法体制的不独立、司法人员素质不高，以及司法保障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司法公正的实现在个案中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司法腐败、权力对司法的干预等一定程度上蚕食了人们对司法的信心。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法治国家较为审慎的舆论监督，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正当性认可。从茶余饭后的闲谈到各类会议的研讨，从报刊网络的评论到专业论文的剖析，司法裁判日益处于舆论评判的“风口浪尖”，对其批评、质疑、责问乃至抗议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的现象。而所有对司法个案的关注，都是在正义的监督目的下展开的。面对此番监督的美意，司法机关显然要正视，并尽可能以司法公开回应民众关切，尽可能展现司法的自信，消解民众的担忧、误解与隔膜。
恪守法律的底线
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经告诫：“我们绝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视审讯’”，“必须记住，是法庭在审理案件，而不是记者”。或许在李案中，这样的告诫同样值得重视。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分寸”，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言论评判，都应当恪守法律的底线，防止过度介入伤害到司法的自主性。
以李案的新闻报道为例。对于一起未成年人案件，一开始由于警方的失误，媒体在披露信息时没有任何顾忌，真实的嫌犯姓名、身份、照片乃至成长中的种种信息披露无遗。作为公众人物的孩子，李某或许有更高的关注度，也有不少人认为李某带有准明星的身份。问题在于，对公共人物的判断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关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性规定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这构成了执法机关、媒体等必须坚守的信息公开和报道的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倘若这一规定被所谓的公共人物身份所架空，那么谁都可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主张披露未成年人的隐私。这些立法明示性规定，必须引起执法机关和新闻从业者的高度注意，任何突破法律规定的举动，即便寻找到再正当不过的理由，都构成了对法治的实质性破坏。
舆论监督本应得到最大的宽容，但对于尚未判决的案件，监督需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本案中，虽不能说舆论的关注影响到了司法独立，但倘若营造出“轮奸犯罪的事实成立”的前提性认知，有罪推定的公众思维势必影响到日后人们对司法结论的评判。万一该案在证据上存在瑕疵而出现无罪、轻罪等判决结果，司法便会陷入“为特权背书”的质疑泥沼。
例如，对于律师无罪辩护，网络舆论给予了强烈谴责，这是一种以道德思维评判法律事务的做法。律师可就案件的证据瑕疵提出无罪辩护，无论是作为职业伦理还是辩护技巧，在法律上都无可厚非。或许这与公众心中的个案公正不相吻合，但却是法治实现普遍正义所必须的。由于公民法治理性并不成熟，使得辩护律师与其说是与公诉方展开对抗，不如说是与公共舆论展开对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境下，辩护律师被迫打起了舆情牌，以申请法院公开审理的方式期待布下“清者自清”的舆情印象。同样遗憾的是，如果律师不是恪守法律理性，而玩起舆论战术，打官司反倒成了舆论战，这将引导我们迈入一个怎样的法治社会呢?
回归理性交汇点
每一次影响性个案，都凸显出司法与舆论的鸿沟。这种鸿沟源自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各自不同的发生逻辑，前者呼吁激情与道德感，强调主动性、怀疑性甚至破坏性;后者崇尚人的理智与法律思维，主张被动性、消极性、客观性和建设性。二者要实现共存并相互尊重相互促进，就必须寻找到理性这一交汇点。
司法对待舆论，首先必须恪守自身的专业理性。法律是理性的产物，司法作为适用法律的一种官方活动，在职业属性上最忌讳“头脑发热”。相反，舆论监督却崇尚“热度”，其中难免夹杂着非理性的因素。像李案中，某大学教授提出“强奸妓女的危害性要小”，一下就捅到了民意批评的“马蜂窝”。
司法公正需要的是有责任、有理性的舆论监督。激情与主动的舆论监督前提是依照法律，评判的标准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其他不确定的道德情感。或许我们太喜欢用感情代替理性，用道德代替法律，对于不合道德、不合情感的司法审判往往会愤起而攻之，用超出法律规范之外的情理指责司法。虽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司法的监督，有助于增强司法的道德基础，但从长远看却容易破坏司法的权威，不利于法治理性的生长。司法必须建立在“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这是确保司法理性的客观基础，相对于无法还原的客观事实来说，法院的认定是最可靠和最理性的，应该得到相关各方尤其公众和社会舆论的充分尊重。
当然，在寻找交汇点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处在更为关键的地位。以往，无论是药家鑫案还是李昌奎案，都未见到司法引导民意的权威增长，相反是一种民意引导司法的趋势扩张。司法机关严格遵循办案规律，提高司法结论的逻辑分析能力和证据的事实展示功能，尽可能将不理性的网络舆情导入理性化的轨道。在培育网民的公共理性，引导大众从“激情岁月”迈向“法治生活”，司法机关的一纸判决有时重若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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