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加一位本科生的论文答辩，论文的问题设定远超电视上那些讨论时事政治的专家的水平：垄断暴力和税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美国对外行使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为什么对内连民间持枪都不能禁止呢?
遗憾的是，他的论证过程又跌回了某些“专家”的水平：没有哪一类政府愿意同民间分享武装权。美国当局当然也想禁枪，但禁枪会触犯武器制造商的利益，而武器制造商有强大的院外集团长年在白宫和国会进行游说，随时挫败与禁枪、控枪相关的法案。
对此，我有严重的异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下，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长期获得超过社会平均利润之上的暴利。武器制造在美国又不是垄断行业，他们为什么非得固守它呢?当然，资本一旦投入，转产即意味着损失，这可以部分解释武器制造商的院外活动。当禁枪还只是政府自身的利益冲动时，院外游说也有活动空间。但是很难想象，如果美国社会有朝一日在禁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武器制造商的所谓利益可以继续成为实质性的障碍。问题的关键是，不是武器制造商的利益导致了枪支持有的合法，而是枪支持有的合法性导致了武器制造商的出现。
自西进运动以来，与西部牛仔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民间持枪权就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当国家形态由小国寡民走向广土众民时，基于不断增大的人口与规模的压力，政府权力的寡头化，乃至专断独裁证明是很难扭转的方向。而美国在历史上有幸找到了在大国阶段仍保持政治民主的两大制度安排，一是联邦代议制，另一个就是允许武力继续保留在民间。从这个历史脉络来看，美国政府至多可以有条件地限制一些特定人群，比如有暴力犯罪前科的人，接近枪支，即通过所谓“控枪”法案，彻底地禁枪则不可能。这与武器制造商的利益无关，民间持枪权已经历史地与美国式民主共进退了。
著名白宫记者海伦•托马斯，一辈子都在用尖刻的提问跟白宫主人过不去，最后却因为反犹言论黯然离开新闻界和白宫。她不但把以色列建国描述为对巴勒斯坦的“侵略”，而且认为犹太人应该“滚出”巴勒斯坦，回到他们曾经遭受屠戮的德国或波兰。禁止反犹言论，这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在德国，海伦的话简直可以治罪。
7月20日，海伦过世，某著名电视媒体在评述她的命运时分析道：西方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全世界的财富都在美国人的口袋里，而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势力如此之大，难怪海伦会栽在他们手里。
犹太人握有西方世界的钱袋子，是从中世纪以来就形成的事实。甚至在中世纪程度更深，因为那时基督教禁止基督徒从事“不道德”的金融放贷业，从而把西方的经济命脉拱手交由犹太人去掌握。但是，在今天犹太人受到政治正确性保护的地方，那时却发生了一轮又一轮的排犹和屠犹运动。金钱购买不来强大，所谓“民主体制夸大了金钱力量”的说法更是不得要领的。魏玛时期的德国比今天的美国还民主，但那时犹太人的金钱完全不起作用，普选的结果是反犹的纳粹的上台，并利用现代杀人技术将历史上的屠犹运动推上巅峰。事实上，正是犹太人在奥斯维辛的受难，而不是什么犹太人的强大，最终推动反犹言论在西欧和北美成为政治禁忌乃至犯罪。
二战时期，犹太人在欧洲受到轴心国纳粹迫害的时候，中国正在遭受另一轴心国日本法西斯的蹂躏。共同的历史命运本应让国人更能理解犹太人的处境，悖论的是，海伦式的反犹言论反倒在中国经常得到暧昧的同情。许多人认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颠沛流离，历经磨难，但这不是巴勒斯坦人的错。他们既然亲身体验过丧失家园之痛，就更不应该把这种痛苦转嫁到巴勒斯坦人身上。
巴勒斯坦人必须得到同情，这关乎国际人道主义的底线。但是，同情巴勒斯坦人并不意味着必须反对犹太人，巴勒斯坦问题也不能通过把以色列从地图上一笔勾销来解决。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的，也是犹太人的，这里有他们的锡安山，有他们的圣经记忆和哭墙。
巴勒斯坦问题以极度复杂尖锐的形式提出了有关解决国际领土争端的法理问题：对于一个地理空间的合法占有，其依据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如果尊重现实占领的原则，那么现实是以色列人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如果历史的原则应该得到尊重，那么是早些的历史，还是晚近的历史?在巴勒斯坦人来到巴勒斯坦之前，这个地方已经属于犹太人了。巴勒斯坦人是在犹太人被罗马军队驱离家园之后才鸠占鹊巢的。
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讨论国际政治，在电视媒体上经常呈现为一种语言奇观。电视上那几张熟面孔说，由于经济不景气，美国只得收缩在中东的战线，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言外之意是，如果经济景气的话，美国就不会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了。那几张面孔说，由于经济不景气，北约无力对利比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现在也不敢轻易对叙利亚动武。但历史应该告诉他们，战争的最大诱因正是经济危机。
那几张面孔还说，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英国就搞一次王室大婚或让王妃生孩子，靠出卖电视转播权和吸引旅游者来拯救英国经济，给人的感觉是，如果处在景气的时候，王子王妃们原本不必这么卖力地结婚或生子。
更可笑的是，他们竟然认为，由于日本的经济不景气，政客们急于把选民注意力引向民粹主义和国家争端，这才导致了日本政坛的右翼化和军国主义的复活。如果这一结论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只要坐等日本的经济复苏，或中国再度发挥经济救世主的职能出手购买日本的国债，日本政坛的右翼化就会烟消雾散。
这怎么可能?日本的右翼化有一个观念的动力，那就是对战后秩序的质疑，尤其是对东京大审判的质疑。二战之前，国际战争通常都以战败国的割地赔款为结局。战败国接受这种结局，只是因为它们战败了，而不是因为它们错了，或者犯了罪。战败国的军事领导集团或许会受到责任追究甚至治罪，但那是国内政治或国内司法的范畴，国际司法主权的观念还没有出现。二战结束后，战胜国第一次组织了国际法庭，对战败国的军政领袖进行审判。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已经证明，战败的轴心国集团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集团，它们早已沦为人神共怒的犯罪团伙。对它们的审判甚至得到了战败国民众的支持。但若按今天比较成熟的国际法法理进行回溯审视，这场处在现代国际司法主权形成起点上的审判不可能是没有缺憾的，正是这种缺憾被日本的右翼政客拿来大做文章。
首先，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审判只能由战胜国来主持，在形式上表现为交战一方对另一方的审判，而不是交由中立的第三方对交战双方同时审判，这样的审判如何确保公正性?再者，犯罪的主体可以扩大到国家吗?如果可以的话，那该由谁代表国家受审呢?对国家的审判可以简单地转换成对军政领袖个人的审判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为什么作为军政系统之首的天皇却被赦免了呢?显然，如果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利益最攸关的中国学术界不能直面这些质疑，并做出强有力的理论狙击，单是经济状况的好转并不会让这些问题自动消失。
事实上，如果不是二战后日本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经济的全速发展，导致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严重失衡，进而产生了挑战战后秩序的动力和底气，哪里会有什么修宪或政府要员竞相参拜靖国神社这档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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