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实际上是一次新的党内整风。否则，就不会把“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作为纠正之聚焦，横扫之重点了。
那么，怎样才能遏制并清除这四股公众愤恨厌恶之歪风，怎样才能重新收拢由于执政党中少数人的胡作非为腐化堕落而渐失的威信、涣散的人心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办法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也许是因为此项活动刚刚展开，也许是由于认知上的差距，坊间舆论仍多对此种整党整风形式在当前情势下可能取得的成效持谨慎态度。究其原因，是由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对执政党内存在的各类问题有着评估判断上的巨大分歧。
就让我们从回顾历史切入，看看舆论界的谨慎态度是否确有几分道理。
整风迷思与怪圈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已经先后搞了多次整党。例如“清查三种人”、“三讲”、“保先教育”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等。这些执政党的整党活动，实际上都是整风运动。其目的与内容大体上都有两个：一个是为了取得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在认识上的统一和在行动上的拥护。另一个则是为了改进那些不符合形势发展的工作作风。
从把一个时期党的执政理念与施政目标向全党加以宣传、普及，以达到统一这个角度来说，历次整风都是成功的，至少是基本成功的。这种被称为“转弯子”的、接受新的政治理念的整风内容虽然带有半强制性，但的确十分有效。想想看，当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整风，全国城乡无处不在彻底否定“文革”无处不在歌颂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点的农村改革，谁能不惊叹中共八十年代初整党的奇效呢?同样，当经过为时并不太长时间的学习之后，中国内地便唱响了支持市场经济的主旋，谁还能怀疑中共开展“三讲”活动的巨大威力呢?可见，在推行某一政治路线时，党内的整风不但成功，有时甚至可用立竿见影来形容。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即纠正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种种不良作风方面，或者说是在对党员进行道德作风领域的规劝方面，笔者以为，每次整风的结果都与事先的要求、期望值相差甚远。
这种纠风，往往可以奏效一时，却最终不能奏效长久。即便是中共最引为自豪的“延安整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以反对“党八股”为例。延安整风的首倡者毛泽东极为反感官样文章和文牍主义，他把这种文风，痛斥为“瘪三”、视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并且还把清除消灭“党八股”列入了整风内容。但后来的事实又如何呢?
事实上，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中共不但没有能消灭“党八股”，甚至还花样翻新地不断制造出一批新的“党八股”。以“新华”为模式的新闻稿、以“红旗”为代表的政论文和以中苏论战时的“九评”为样板的批判文章，不是都曾经成了一种固定的套路满天飞吗?至于说到文革当中出现的“红卫兵”语系，以及从姚文元到“梁效”的文痞无赖式的文风，不是也风行了整整十年吗?
凡此种种，又有哪一种不是陈词滥调?即便是到了今天，中国主流媒体上不是依然充斥着许多令人昏昏欲睡的空话套话吗?这些年在中国内地泛滥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其在文风上的表现就是令人憎恶的“新八股”!难怪一位中共资深老报人会颇有感慨地对我说，毛泽东可以打垮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却打不垮“党八股”哟!
再譬如，上世纪八十年初，在中国内地的公众舆论中经常可以听到老百姓对雷锋精神的呼唤。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当时那场颇有声势的整党运动中，也明确加入了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具体要求。提出要“恢复五六十年代那样一种优良作风”，“要让雷锋叔叔回来”。并且希望通过党内的转作风去带动全国的社会风气的好转。当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还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节点，规定此项转变党风的工作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遗憾的是，这个“三年大见成效”的作风改进计划最终不了了之。邓小平后来在谈到这次整党中对作风转变的成效估价时，非常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把事情想得简单了想得乐观了”“这样搞不行，要立规矩”。笔者以为，邓公这句“要立规矩”的话，实际上是对历次整风运动中道德规劝内容的反省，也是制度化纠风、常态化整党的发端。$nextpage$
道德规劝远远不够
作为历次整党活动内容之一的纠风之所以效果欠佳，甚至南辕北辙，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这是一种不规范的道德规劝。这种道德规劝能否有效，受制于极为复杂的人为因素，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与差异性。这种随意性与差异性极易曲解政策、也极易改变纠风活动的实质性目标。用中共党员群众的话说就是“搞着搞着就变了味儿”“歪嘴和尚把好经给念歪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回溯以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整风”活动一旦“认真”起来，就势必要走向扩大化，甚至会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整风到整人的错误。但是如果一个地方或一些单位对纠风不那么认真，就会出现假模假样的“走过场”。老百姓把这种敷衍塞责应付差事的“汤泡饭”态度，讥讽为“认认真真走过场”。结果是，每一次整风，从领导干部到基层党员，书没少读、话没少说，会没少开，检查没少写。但过不了太久，一切又会故态复萌：超标的房照住、豪华的车照坐、饕餮的餐照吃，官位嘛，当然更是岿然不动。
这种整风不仅寒了公众的心，甚至还让一般公职人员极容易从反面吸取所谓的“官场”教训，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不敢负责，当然也就更加无所作为;或更为圆滑，遇事三缄其口……除此之外，以往整党整风活动由于各级掌控主导部门对政策严宽程度理解各异、把握不准，往往还会造成大量的后遗症和人际裂痕。笔者清楚地记得，在“三讲”活动期间，由于上级指示要把群众意见“原汁原味”地与党员见面，而被批判被揭发者却被要求不许当场申辩。如此一来，致使向党员“原汁原味”转达群众意见的会议，竟然变成了粗口不断、骂声频频的批判会、揭发会，甚至是无中生有的当面造谣!可以想见，如此无理横暴的场面将带给与会双方带来多么深刻的记忆，留下多少难以平复的心理鸿沟。
通过上述党内纠风实践的成败利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创造的整党模式;而制度整党则是邓小平汲取“文革”教训提出的治党理念。有鉴于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希望也相信新一代的中共领导有能力也有智慧把这两种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治党管党的新突破。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党内法规体系和保证该体系的运行机制，把集中整治(包括“整风”)与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政党建设(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结合起来，把道德规劝与制度化制约焊接成一个整体，同时使各级党组织成为一个个能够不断自我吐故纳新的有机活体。
知政失者在草野
在如何将整党整风制度化与常态化的设计中，笔者以为有一个十分重要问题必须考虑，那就是习近平在本次活动之初，开宗明义讲到的“照镜子”。
“照镜子”是找差距、找毛病的通俗化表述，是中共党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和前提。然而，不知诸公是否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照镜子本身也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找到真正的好“镜子”，而不是影像模糊的铜镜、形象游移的水镜，或者干脆是把瘦变为肥，把胖变成瘦的变型镜、哈哈镜!我这里说的所谓“找一面好镜子”，其实说的就是一个标准。换句话说就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尺来衡量中国执政党以及这个党的所有成员的优劣良莠?
毛泽东曾经说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然而当今天执政党内盛行“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时候，在对官员的评价体系发生严重混乱的现实面前，要找到一个正确的评价标准、一个自我检查的正确参照、一面合格的“镜子”，绝非一件易事，更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
那么，能“照”出差距与毛病，“照”出污垢与病症的镜子在哪里呢?笔者以为，毫无疑问，这面镜子应藏于国法党纪和党章之中。这面镜子同时还藏于公众之中。或者说公众利益本身就是鉴别优劣、识别真伪的镜子。“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好像不成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担任领导职务或掌握着某种权力的党员却是“四负责与四不负责”。即只对上级的领导很负责，对下面的群众极不负责;对富豪商人和投资者十分负责，而对给平民百姓办事却很不负责;对宣传鼓动(特别是吹捧自己“政绩”)工作很负责很认真，但对在行动上贯彻落实却既不抓紧也不负责;对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很在意很上心很“负责”，但对无利可图的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管理却是不闻不问冷漠处之极不负责。因为，重申以公众利益为镜，实际上也是把权力拔出利益泥淖，使之回归公众的过程。
除了以党纪为镜、以民众为镜之外，还有一面“镜子”极为重要，甚至说更为重要。那就是必须以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民主法治化为镜、为参照、为标尺。换句话说，就是要以先进的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惕励自己。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在中华民族面临的千年巨变中求得主动，在中国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中获得稳定，在世界正经历着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全球化的浪潮中有扎实地立足。邓小平先生就曾经说过“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可见，以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为镜，是中共真正可以实现自我完善的根本，也是考验中共是否能真正坚持改革开放的试金石。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颟顸傲慢，看到一些社会管理与服务的粗劣不堪，看到其些小官僚们的操弄民意，看到一些职能部门的无能与迂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是否会清醒想到中国仍然处于通向现代国家的半路上这一现实?那些磕磕绊绊、跌跌撞撞的步态，不是正好说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必要和紧迫吗?同时也在客观上显示出中国还存在着巨大的改革空间吗?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分析，中共此次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质上是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为解放社会生产力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进行的一次艰辛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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