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中国特色的“公知”困境
近年来，“公知”在当今中国的话语体系里已悄然成了一个贬义词。其实，公知被污名化，在当代中国是件很“正常”的事，没有被污名化反倒显得有点怪异，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格格不入。一个没有底线伦理共识的社会，公知被污名化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更何况公知们自己还有那么多问题。
公民常识的匮乏可能是公知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公知”也必须存在。无论公知们如何相互攻击和谩骂，永远比没有“公知”强。因为一个没有“公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已经令所有人绝望的社会：连知识分子都不再有对社会的大关怀，或者说是压制自己的这种关怀，这个社会就一定心脉已断。如果我们希望善治和良政在中国扎根成长，每一个好的中国社会科学家都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知识传播到公共领域，并且试图影响社会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进程。毕竟，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
联合早报：土地私有化将助中国“崛起”绕过“拐点”
过去30年，中国凭借严格的人口户籍制度、土地的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实现了经济跃进。但这些控制也带来相当巨大的成本。中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6亿，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但可怜的工资和福利对形成消费需求几乎没有帮助，中国内需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远低于美国的70%。
药方是“城镇化”的兴起。但地方政府强占土地兴起的虚拟“城镇化”并没解决农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成为中国发展的痼疾。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答案是土地私有化。让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有权与开发商面对面买卖土地。全国因“城镇化”而势必流失土地的农民，依靠高价出售土地给开发商致富，把只占GDP的36%的内需消费能力迅速提高到70%。虚拟“城镇化”的“虚拟”两字的帽子就可以摘掉了，农民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有消费能力的“城镇化”的城市居民。真正实现农民土地私有化，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就会无疾而终。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别对中国进出口数据太乐观
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进出口都大幅上升，这不但打破了之前的预期，还激起人们的希望——中国经济比预期要好。从表面上看，中国进出口数据说明经济比想象中更加健康。进口激增意味着中国并不仅仅是赚世界其他国家钱的“吸血者”，而出口增长则表明其他地区的需求也处于良好的复苏状态中。
但是，中国有许多深层次问题。中国在金融体系自由化方面刚刚起步，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到了恐怖的地步，而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会令中国降低投资依赖性的努力遭遇阻碍。这些都是有关将来的问题。目前投资者只关心中国能不能继续大量消化全世界的大宗商品。不过，预期市盈率达11倍的矿业股票并不算便宜。中国可能会有助于让这些股票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而，如果预计新一轮大宗商品繁荣会引发估值大幅走高，就称得上大胆、甚至鲁莽了。更糟的是，大宗商品可能很容易重返下跌局面。
《亚洲时报》在线：中国向地缘政治走廊下重注
没有坦克、没有子弹、没有军靴，但有许多资金和工程师。中国及其公司正向地缘政治走廊投下重注，以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商机。尽管在努力应对经济低迷，北京似乎热衷为全球范围内一系列新的、创造性的交通动脉投入资金。
受外界关注的首个项目是连接新疆喀什和瓜达尔港的陆地走廊。今年7月中巴达成协议将建设长达2000公里的公路，跨过俾路支省、喀喇昆仑山，一直延伸至新疆。若这条交通动脉实现，北京从非洲和中东进口石油的运输时间会大为缩短，并打造出一个出口贸易中心。从战略意义上讲，中国可利用这个新走廊绕过马六甲海峡瓶颈，它还能成为北京正建设的缅甸至云南的油气管道的替代通道。
财经网：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
第一财经日报：“鸵鸟思维”不可能赢得真正的稳定
中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到了一个矛盾和冲突易发的阶段，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在增多。在这个背景下，有人担心更深入的改革有可能激化矛盾，进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存在的不少问题，确实颇具复杂性。承认这种复杂性，也就意味着承认时代难题的求解要有智慧，要把握好节奏，不可激进前行，不可走极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良的过程，也是一个凝聚各方共识的过程。这样的变革，应坚持理性的态度，冀望的是在理解国情的基础上寻求超越。超越不是不顾现实，而是基于现实、改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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