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放开二胎?这是怎么说都有理的中国式辩论之一。近日，媒体再次放出风声，“单独二胎”(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有望近期重启，或于今年底或明年初试行。对此，国家卫计委在重申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极其谨慎的表示“在组织调查研究”——在八月初的一周，这样的来自官方的回应一共出现了三次。
“单独二胎，你敢生么?”“应该放开单独二胎的政策么?”各种话题、讨论、投票出现在网络空间上。8月3日、4日的一个周末间，在搜狐网发起了一场辩论中，同意放开的正方以五倍于反方的票数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二者的观点留言中，反方的理由多为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产生的压力，背后隐约可见“家国意识”;正方的关键词则集中在“失独”、“养老”、“性别比例的失衡”，背后则隐藏着一个反诘：生育难道不是公民权利?
既关乎“家”，也关乎“国”——因为话题本身的宽阔，一场学者式的争辩正发展成为全民式的票决。
国策之争
计划生育政策将出现拐点，是社会各阶层对目前国情的共识性判断。这个“拐点”具体到当下，则主要体现在“双独二胎”政策能否向“单独二胎”转变上。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中国能否承受得了政策放开后可能会突然出现的生育潮?中国社会资源和政府管理是否有足够大的“容量”?一直支持调整计生政策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的观点是，实行单独二胎政策后，新增人口“可以预见，也能承受”。
以他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一胎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当前，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已不是问题，问题反而在于，由于生育率持续降低，中国劳动力面临短缺，老龄风险持续增加，会对长远发展不利。“放开二胎”只是让中国的人口结构朝着正常、健康的方向调整。
与此针锋相对，也有学者认为 “放开二胎政策，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当前公共服务措施不先行、不到位，即便放开二胎政策，很多家庭都不敢生。”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人口多是导致目前国民生活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资源、教育、就业的各种矛盾，也使政府管理面临巨大压力。”
同样，能否指望计生政策调整来延长人口红利、应对老龄社会也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中国15至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同时，老龄社会也成为了中国的梦魇，有研究显示，按照目前的人口结构，2050年的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
“劳动力人口下降，标志着人口转型的拐点，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表示，“实行‘单独二胎’政策是调整人口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与之相对，李小平则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在他看来，现在的用工荒主要是因为工厂招工时只要40岁之前的劳动力，40后、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现象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
无论是支持放开二胎还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学者，都有同样的忧虑感和紧迫感。支持者认为调整政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再晚就被动了。反对者也同样紧张，“主动权放手后，再回过头来收就很难了。”在两种观点几乎势均力敌的角力中，一种试点的思路渐渐凸显出来。
无论是出于政策的审慎，还是出自操作上的妥协，这大概都是目前辩论双方最可接受的方式。上世纪80年代，国家曾在11个县市和地区率先实行二胎政策试点，对它的追踪和分析，可能将为更大范围的试点提供支柱和论证。选择哪里试点，范围有多大，多长时间、多大频次的梳理效果，这些都亟待拿出操作方案。媒体对国家卫计委密集的发问，也可理解为一种焦急的催促：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
权利之辩
站在国家角度辨析利弊，双方都各有纵深。不仅论据论证分量相当，观点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上也不存在问题。但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观察，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角度：计划生育到底是不是对私权的侵犯，一个公民到底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生养多少儿女?一个公民到底应不应该为几十年前人口政策的失误支付成本、让渡权利?
这样的问题已经进入了政治哲学的范围。坦率说，生育权利也是民主的内容之一。如果回到问题原点讨论，那么作为基本人权，什么时候生育、生育几个都是应由每个公民自己决定，公权力原则上不能剥夺。反驳者可以说这是理想的权利状态，在现实中必定会受到各种社会情况的限制，但确立的这个前提，却是一个正义社会所必须的。
除此之外，由计划生育政策衍生出的人口管理机构、管理方式也受到了很多诟病，并同样经受着“侵犯私权”拷问。
与放开“单独二胎”的讨论相伴随，一篇名为《河南西平县财政敛财术：强征5亿社会抚养费》的报道也登上了门户网站的热闻区。文章开头即是一位农村母亲的悲惨故事——因为无法第二次缴纳四万元的超生罚款，33岁的王茹萍在自己新盖好的家里悬梁自尽，撇下了11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公权力可以站在社会利益的角度直接否决一位母亲的权利、间接促成一位母亲的死亡，那这位母亲能不能站在个人权利的角度否决公权力的决策呢?反对者可能会给出充足的理由，但并不能取消母亲们提问的资格。
现行体制下生育权利的不平等是另外一个讨论的焦点。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就以“实现公民生育权利的公平化”为诉求点，再次提出放开二胎的倡议。
他的分析切中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操作上的弊端：“单独”政策迟迟不出，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的“体制内”的人。“现在真正受到控制的基本上是体制内的人，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体制外的控制不了，有钱的控制不了，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计生政策的实施逻辑天然地以体制内单位为载体，这肯定会造成生育权的事实不平等。由这点看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放开“单独二胎”，不仅关乎权利的“回归”，也关乎权力的“平等”。
你敢生么?
当然，不管“单独二胎”的学理争辩多么宏大，它最终要落地为家庭决策。
一个带有调查性质的微话题出现了，题为“单独二胎，你敢生么”?持肯定答案的人原因多半生活化：“孩子就有伴了”、“减轻养老负担”、“独生子问题多多”;持否定答案的人往往夹带着社会批判：“教育生活成本负担不起”，“不是官二代和富二代，谁敢生二胎?只要是官二代或富二代，有几个又是独生子女”，“2011年才实现全国开放双独，这么快就要开放单独，可想而知现在的政府养老缺口有多大”。当然，凡是婚恋生活话题都会涌现出大量纯娱乐的酱油帮：“这还嫁不出去呢好吗”，“好开心啊!哈哈哈!不过应该一个都不想生”。
在现在的生存条件下，恐怕绝大多数家庭还是要审慎计算一下增添一个孩子的成本。而近日的一个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排行榜”的帖子，则试图给出这个成本的概数：北京，276万元;上海，247万元;深圳，216.1万元;广州，201.4万元……榜单中，一个个令人咋舌的高额数字后，网友们详细列出了养育一个孩子的各种消费项目。
质疑帖子专业性和普遍性的声音不少，但“生得起，养不起”的感叹还是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实际上，在对放开二胎后生育潮是否会出现的辩论中，高生育成本已经成为持否定观点的专家的论据。更明白一点说，高生育成本已经成为了比计划生育政策更有约束力的红线，特别是对于城市家庭而言。
这就涉及到了更深层的问题——即便计划生育调整、“单独二胎”放开，现在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建制能否保证生育权的事实平等?如何保证“单独二胎”不仅仅向富裕阶层释放利好呢?
答案当然要指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普及化。不论同意还是反对放开“单独二胎”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明显共识：调整人口政策需要未雨绸缪，诸如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放开户籍制度、加大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都需要跟得上。这也意味着，计生政策调整，本来就是一场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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