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同时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而兰普顿和傅高义则主要是学者，他们的研究同样具有很大影响力，他们都对中国很了解，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和“知华派”。
兰普顿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早在1983年至1985年他就在美国国家科学院负责有关中国的研究项目，此后，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85至1987年担任美国企业研究所对华政策项目负责人，1988至1997年出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1998年5月起担任尼克松中心中国研究项目主任。他的主要著作有《中美关系的管理：1989-2000》、《同床异梦：驾驭1989-2000年的中美关系》等。兰普顿认为，如果美国今天把中国当成敌人，则中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成为美国的敌人。为降低出现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在21世纪，美中两国应努力建立一种广泛合作的关系，妥善处理合作与冲突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陷入高度对抗状态。
我收藏的兰普顿签名书是《改革时代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定：1978-2000年》(美国斯坦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这不是兰普顿的专著，而是汇集了10多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成果，由兰普顿担任主编的著作。这本书是2001年3月纪念中美乒乓外交30周年之际，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基辛格一行时，兰普顿当场签字赠送我的。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也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研究东亚问题。他认为，在21世纪，美国对外利益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中美关系，无论中东还是俄罗斯，对美国的重要性与中国相比都相形见绌。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美国商界人士都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虽然双方关系会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我收藏的傅高义签名书是《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美国W.W.NORTON AND COMPANY出版社，1997年)。这也是一本论文集，由傅高义主编，内容涉及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和贸易、市场、商业外交等领域。
我和傅高义之间印象最深的一次见面，是在1995、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我们利用在北京一家餐馆喝咖啡的机会对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当时我说：“中美之间尽管有分歧，但共同之处或相似之处很多。美国一定要处理好台湾问题。”我还一一列举了中美之间的共同点或相似点，如反对跨国犯罪，反对核扩散等。对于我列举的各点，傅高义都逐一记录了下来。我们的交谈时而用英文，时而用中文。傅高义的中文很好，可以不需要翻译。
而傅高义最为中国人所知的事情，是他在1997年11月1日主持了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当时，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不少美国友人担心反华分子借机闹事，都劝江泽民主席三思而后行，基辛格本人就曾经在哈佛被人丢过鸡蛋。但江泽民主席没有动摇，他说，他相信无论是哈佛师生，还是美国各界公众，大多数人是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的。结果，江泽民主席演讲时，虽然会场外有一些反华分子用高音喇叭制造噪音，但他的“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的演讲不但引起阵阵掌声，而且会场气氛热烈友好，取得很大成功。演讲之后，有位美国记者问江泽民主席：今天外面有那么多噪音，请问你是否觉得他们干扰了你的访问。江泽民主席回答说，他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听力很好，听到了外面的噪音，更听到了欢迎中国领导人来访的声音，对付这些噪音的最好办法，就是继续演讲，用自己的声音压倒它。
这是哈佛大学第一次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访问并发表演讲。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出版后，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都引起很多关注。我也很快得到了这本签名书。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