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一条最朴素的政治学原理，在后世发展了各种说法各异，但意思都大同小异，比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然后要“将权力关进笼子”。
最近，中纪委、监察部驻委纪检组、监察局的相关领导在国家发改委内部通报刘铁男案情时说，刘铁男已被送到秦城监狱，党内审查已结束开始移交司法机关。而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河北考察时曾以此案举例谈到，“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结实，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这话很显然就是孟德斯鸠那句老话的现代版通俗演绎。也只有建章立制了，权力才能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但现在的问题是，当下的反腐制度为何会如同牛栏关猫一样缝隙洞开呢?
“老虎”、“苍蝇”与“猫”
前不久的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出席了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巡视组要明确自身定位，履行监督责任，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
这个“老虎”和“苍蝇”的比喻和以上“猫”的说法，其实非常形象地构筑了一幅中国腐败阵营生态图，从苍蝇到猫再到老虎，从小到大，每一个级别的官员都有可能成为腐败的一份子。
近日，由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联合发布2013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3)》指出，“打老虎”和“拍苍蝇”成为反腐领域的形象比喻。蓝皮书称，“苍蝇”的危害在于一是直接面向基层、面向人民群众，不良作风和滥用公权将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从而直接损坏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比起“老虎”，“苍蝇”数量大，传播病菌范围广，其危害面更广、更深。“拍苍蝇”相对比较容易，但以其数量多，所以贵在坚持。而“猫”则介于“老虎”与“苍蝇”之间，会更加的灵活狡猾，而且更会钻制度的空子(牛栏)。
所以，建章立制，把笼子扎结实的使命就要关住这些令人可恶的腐败“动物”，让他们决不能飞出笼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牛栏”是同体监督的必然
“笼子”与“牛栏”，确实是完全不同形态上的约束机制，牛栏意味着只是几根横木简单设立，对于老实安稳的牛来说，或许是一个足够的约束机制，能够将之围在其中，但是对于“猫”缺失形同虚设，而如果是“老虎”，那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可以随意来去。
如果把“牛栏”比喻成当下中国的权力约束机制，那么就可以想象为何腐败问题如此失控。其实，刘铁男、刘志军等腐败大案的出现，它反映了中国的反腐败体制和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因素是因为只有同体监督，基本上没有异体监督，所以留有巨大的缝隙与死角，让腐败趁虚而入。
所谓同体监督，根据通行定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系统内部的监督，是上下左右之间及专门监督之间共同形成的监督体系，包括同一行政系统内上下级监督和同一行政层级的左右监督。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从监督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同体监督都是一种低效甚至无效的监督。而我们都是同体监督，多年来几乎所有的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都不是由同级纪委检举揭发出来的。它折射的就是体制的问题，降低了监督的有效性，延误了监督的及时性，也折射出同体监督体制的无力和无能。”
这就是缺乏异体监督的体制性弊病。异体监督是指来自于行政系统外部的其他主体与监督对象之间构成的监督体系，包括社会舆论监督、第三部门监督、人民群众监督以及异地监督。还是沿用有关领导的比喻，同体监督就是几根稀疏的横木，看似有着一整套形式上的监督机制，却始终无法彻底关注从小动物的猫到庞然大物的老虎。而异体监督，则像一根根树立在这些猫、老虎面前的铁栅栏，异体监督越完善，意味着这个铁栅栏越密集。好的笼子，应该是一只小鸟甚至一直蟋蟀都逃不出去的。
中国现状的问题，除了问题巨大的同体监督之外，目前异体监督也存在着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以社会舆论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为例，当下在微博之上的网络反腐，风生水起引众人齐声呼应，但事实上，这样的反腐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与不可复制性，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机制。而落马的官员，更多则是因为各种意外而非真正的反腐发力。
社会监督的无力
有人说，今天在公众场合，官员的一块手表、一盒香烟、一句雷语甚至一个微笑，都已成为中国网民监督官员的重要“切入口”，将官员再一次拖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甚至有官员因此抱怨，党政干部成了微博时代的弱势群体，从而认为这是“自媒体时代的草根胜利”。从单个事件来说，这确实是一场胜利，网友们的智慧与能力展示得淋漓尽致。
但如果将这样的事件放置在更长时段来看的话，这无疑是一场场令人感觉无奈的失败。随着网友们的反腐，各方的应对措施也随着升级，转移视线、敷衍了事、“临时工”顶替等招数横行，网络反腐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正如“天价烟”周久耕事件之后，南京的官员们习惯改变了，纷纷不公开抽好烟了;相信杨达才之后，各地的官员们也随之改变了。现在都已经有“接受采访不讲浑话;公众场合不抽名烟;商务应酬不戴名表;公务活动不开名车;基层视察不穿名鞋;发表大作不抄名文;与人约会不发微博;寻花问柳不写日记;灾难发生不露笑容;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的官场总结问世了。可以说，微博等网络的舆论监督是好事，充当了反腐利器，但其本质上只是守株待兔，都是等兔子倒霉撞上了树，才有成果。说到底，网络热点中网民们这种政治参与，只是一种非制度化参与方式，还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参与。参与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但效果却越来越差。
要真正发挥出网络监督力量，首要的只能是要制度上的给力，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双管齐下，构建一个完整的制度监督。比如建立官员信息公开制度、公布官员的家庭基本情况，把财产、家庭状况都公之于众。否则就算偶尔一两个撞枪口上了，但其意义又有多大呢?以艳照、香烟、手表等为切入口的网络监督，这只能算是守株待兔，而且看似威力巨大，实际上却只是轻抚轻挠，更多的“猫”“苍蝇”和“老虎”越过牛栏我们却无计可施。
公民反腐需要制度化的参与渠道
从政治学意义上说，这种像对艳照鉴定、名表质疑、官员人肉等微博反腐，也算是一种公民通过网络渠道的政治参与，但这种网络政治参与，与其说是参与，还不如说是“参战”，是民众与被监督者之间的斗智斗勇，而非正常化、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很大程度上，网络监督这个非制度化的监督方式一枝独秀，恰恰说明了制度化监督的失败，中国民众的这种全民动员式的扒粪，往往是正常监督渠道不畅情况下的一种极端化表现方式而已。所以，公民政治参渠道必须制度化。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制度化的公民政治参与，这不仅是为了解决网络上不时掀起的反腐热潮，以及尊重民意与民主权利，更是为了社会长治久安。
完善制度化的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从三个部分入手。首先是政府的自我作为，这体现在政府要构建良好的现代政治参与机制，比如扩大选举权利的规模、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强化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完善监督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等等。一旦有了这方面的制度保障，名表、名烟也就不是问题了，因为民众早已经知道这表、烟是从何而来，官员也不必在各公开场合遮遮掩掩了。
其次，政策决策中要允许公民参与和介入，比如听证、质询、就某项政策或措施广泛征求意见，增加公共决策中的民意成分等等。
第三便是民间社会的成长，让民众有更多的自主组织，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样一来，虽然不是专门为了把笼子扎结实，结果上却重新编织了一个严密而又有效率的多层笼子，让“猫”“苍蝇”和“老虎”无处可藏、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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