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留学生。他的求学历程，有如唐僧取经，充满了艰难险阻，也得到过许多好人的鼎力相助。
杨小凯学名原为杨曦光，生于1948年。父亲杨第甫曾任湖南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开始时，杨曦光是长沙一中学高一学生。1967年他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剑指中国官僚特权阶层，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影响很大。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华国锋将此文定性为“反革命”。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晚上说，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我有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要抓后台。他是杨第甫的儿子，我在1959年就注意到杨第甫了。”杨第甫为此受到追查，杨曦光的母亲陈素甚至被逼自杀。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服刑期间，狱中难友不乏饱学之士，他虚心求教，自学了高等数学、经济学、英语、电机、机械制图和世界史，开始思考经济理论数学化的问题。1978年4月刑满释放，到邵阳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校对工。
1979年，杨曦光想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因为“反革命”罪名在身，连报考资格都不能获得。这时，父亲的老朋友李锐到湖南出差，了解到他的遭遇，将他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在于光远帮助下，1980年他通过考试，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为减少麻烦，从此以乳名杨小凯行世。他一面听课、读书，学习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一面开始计量经济学研究，计算影子价格，翻译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并完成了自己的著作《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这两部著作，成为国内学子了解西方经济学的门径。这时，他已经跻身中国学术界前沿。
同时，他不断为自己的罪名申诉。1981年，胡耀邦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但湖南高级法院重新审查后，仍然是定性不变，改为免于刑事处分，就是说，仍然有罪，只是原来的刑罚太重了。
北京学术环境虽好，但户口卡得很严。当时又不兴北漂，妻子和女儿仍然在长沙，与他两地分居。
1981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教师刘鹰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修，认识了杨小凯，知道他的才华非凡，于是写信给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建议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任教。胡春芳也是热心人，为此专程赶到长沙，向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校长刘道玉汇报。正好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来饭店看刘道玉。他当面向毛致用说明了意欲调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毛致用对杨小凯的情况很熟悉，直言不讳地说：“杨小凯受迫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正在与中央有关部门商量给他平反的事，你们可以先把他调去使用，这对他改变环境和发挥作用是有好处的。”刘道玉提出：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杨小凯的专案材料不要进档转到武汉大学;杨小凯的妻子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毛致用书记当即表示同意。接着，刘道玉还拜访了杨弟甫，表达了求才若渴之意。这样，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杨小凯，凭自己的研究成果，一路登上了武汉大学的讲坛，并在第二年被评为讲师。
杨小凯在武汉大学除了开设“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还发表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到武汉大学讲学，与杨小凯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十分欣赏他的学术天资，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杨小凯收到了邹教授的邀请函，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杨小凯向校方提出留学申请。但在校党委常委会上讨论时，绝大多数常委都不同意，理由是他坐过10年牢，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时，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经过重新审理，已经判定：《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刘道玉为杨小凯据理力争：“既然是错案，那坐牢一事就不应当影响他出国。”但是，他势单力薄，杨小凯出国的申请仍遭到了否决。
无奈之下，刘道玉只好对杨小凯说：“看来，现在只能绕道走，撇开武大党委。”并建议他请邹至庄教授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一封信，说明情况，要求帮助。邹至庄的信得到赵紫阳的回应，他让秘书李湘鲁在邹至庄的信上的批示：“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
有了尚方宝剑，1983年刘道玉就直接批准杨小凯出国了。第二年5月，又批准他的妻子和女儿去美国探亲，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1988年，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本想回武汉大学效力。但此时刘道玉已经黯然去职。
杨小凯后来担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终身教授，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有心报效桑梓，数度回国讲学，被北京大学等校聘为客座教授。2004年，杨小凯英年早逝。有人说这是天妒英才。其实，他的命运更让人深思的是：中国有没有成就英才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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