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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一票否决埋下隐患

tebiebaodao 2013-09-17 22:03:26 总第216期 放大 缩小

 

“一票否决方式”何以走偏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严格执行领导责任查究制度,加大对因领导干部工作不力而导致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问题的地方、单位及部门进行领导责任查究的力度,坚决实施一票否决,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22年来,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秩序工作中作出了不懈努力,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改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必须看到,过去22年间,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出了新的部署,一些地方和个别领导干部未能正确理解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意图,不能加快社会管理创新步伐,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不高,为了避免一票否决,不惜截访,甚至通过付高价“封口费”等方式来回避问题,导致上访事件不断,矛盾激化,在社会上,甚至在海内外,引起不良影响。

2013年7月20日在首都机场发生的爆炸案说明,各级政府面对违法和不公不能科学处置必然会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首都机场爆炸案的肇事者冀中星曾经接受自认为没有“过错”的东莞市厚街镇公安分局的10万元“救助款”。对于这种现象要深入分析,吸取教训。

中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救助款”这一规定,厚街镇在不承认违法行政导致当事人致残,缺乏国家法律依据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法律程序下等前提下,对当事人给予“救助款”是出于什么目的?不免有滥用纳税人费用之嫌。无独有偶,前不久发生在湖南的瓜农被殴打致死,在致死原因不清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就落实了补偿费89万元。

正如大量报道所言,这种“救助款”带有“封口费”之嫌,目的在于阻止有关人员上访或缩小事件的影响,避免一票否决。实践证明,如果基层干部不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仅仅是从保护自己个人的乌纱帽,仅仅是下级对上级负责,很多时候是买不到稳定和平安的,反而适得其反。

社会冲突的地雷是怎样埋下的

造成当前此类现象屡屡发生的原因很多。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和个别干部对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缺乏全面了解和把握。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社会管理的思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创新和改进。2004年6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管理创新”。2011年2月,中共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2011年3月,“社会管理创新”一词首次以重要篇幅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单独成篇,把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求从传统的“整治命令”思维,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从“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从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综合管理。这是新形势下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次,一些地方和个别部门面对新形势新问题,缺乏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识。

比如,不善于利用民意表达机制和协调利益关系,不懂得如何通过面对面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以信息技术促进政务公开,以体制创新建立回应机制等,面对群众,解决不好涉及居民根本利益问题。

又如,对人民生活关注不够,不能夯实民生基础和及时把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生活品质,把弱势群体放在民生事业的首位。重管理,轻服务,不能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包括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不善于“让群众自己切蛋糕”和“把最棘手的矛盾和问题交给群众自己解决”,反而是自己动手切“蛋糕”,自己下手解决问题,由于方法不当或者出于私心私利,难以做到公平公正。

再如,不懂得如何发挥社会自治的作用。不能深入探索城乡社区治理模式,做实基层社会管理基础。不懂得利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包括依靠科技进步,完善工作程序,培养社会工作人才,提升社会管理专业化水平等。

再次,在一些地方政府,个别官员本身就是群众上访的根源或导火索。$nextpage$

一些干部忽视群众的声音,对群众主体地位缺乏认识,认为他们素质不高,只知道做基层群众的官,不知道如何做他们的服务员。群众有问题、有诉求不能及时回应。一旦出了问题,就不惜拦截、截访,导致问题和矛盾升级。

在城镇化加速时期的拆迁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政策过于原则,只考虑一套住房补偿多少,而对拆迁户要求根据自己住房面积、建筑年代、房屋位置等给予相应赔偿考虑较少,由此引发了冲突和矛盾。

土地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要及早引起重视。例如,国家规定征地标准和补偿办法,地方政府按照国家规定补偿农民,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地方开发机构拿到土地后,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有时候甚至是暴利,这就引起农民眼红和心理不平衡。地方政府以高价把土地卖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必须以高价把房子卖出去,物业公司是开发商的分支机构,也必须遵循着高利益的原则收取物业管理费,一个个抱着炸药击鼓传花,到了谁的手里都是烫手山药,最终是业主倒霉。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土地开发中不仅埋下了地方债的地雷,也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业主与物业,甚至与开发商之间的冲突,最根本来自地方政府谋取高价格土地和暴利般的财政收入。

不要低估了土地财政的经济成本,更不能忽视财政的社会成本。土地财政的社会成本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初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不惜强行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另外一部分是地方政府以高额地价卖给开发商土地,开发商为了回收高额付出强加给房主的各种成本,这些成本会在居民入住以后逐步暴露出来,直接的矛盾是业主与物业公司或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最终还是要有政府通过“维稳”来解决。地方政府在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埋下了短效和长效炸弹,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何时引爆,要看各种矛盾积累到什么程度。面对这些挑战,源头治理才是根本。

用新的方式逐步完善一票否决制度

鉴于上述原因,要积极创新社会管理,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用新的方式方法逐步完善一票否决制度。

首先,要减少群众上访,领导干部必须“下访”。

社会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分配体制、表达和沟通机制,提高基层干部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

我们在调研中感受到,目前基层干部有这样的需求,应当抓住时机,因势利导,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和创新,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基层干部的社会管理能力。例如,自2011年10月20日起,山西正式启动“邀请公民代表走进省政府”活动,每月两次。截止到目前已经举办了49次,总计邀请公民代表1770人。2013年4月,这项活动开始向省内县市延伸,目前已经有13各县市(区)启动了此类项目。如果政府能够在这方面更多地想办法,多开门路,“上访”必定会减少,不至于出现如此众多的上访和截访。

让老百姓自己切蛋糕,解决利益格局中的棘手矛盾和问题。近年来,面对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土地综合整治、公共服务资金使用、房屋拆迁等复杂的利益问题,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一改过去靠传统的“村两委说了算”的做法,让老百姓自己切蛋糕,做到“民事民定、民事民管、民事民监”。某村实行集中居住,住房的选址、建筑、分配等都由村议事会决策,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546户住房集中居住工作,这些经验值得总结。

实现公共事务由群众“自己议、自己定、自己干、自己管”。西部某镇针对村民授权事项和重大事项,均采用“四议三公开两监督”议事程序。“四议”,即群众提议、群众商议、群众审议、群众决议。“三公开”,即议题公开、议决事项公开、议决事项执行情况公开。“两监督”:党员群众全程监督、村民议事会全程监督。

因势利导将社会管理模式逐渐延伸到利益关系协调和发展问题上。在土地确权、土地整合治理、公共服务资金使用、房屋拆迁、住房分配、道路建设、水利设施、集中居住、产业发展等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项目上让居民全程参与、全程监督,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其次,要加快改革政府社会管理体制。

在新形势下,创新社会管理还应当包括政府如何进行自身社会管理职能的改革和创新。就政府而言,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利益与风险的关系。在社会领域,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在涉及利益等领域,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社会管理主体的利益越大,风险就越大。只有实行多元治理,才能减轻责任,分散风险。

政府要全心全意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政府的根本职责。政府要部分地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所谓部分承担就是说,社会管理的另外一部分责任实际上是需要居民自己负责,也就是社会治理。从政府为民做主,到政府代民做主,进一步到居民自己当家作主,是一个历史性转变。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要从具体社会事务中解放出来,重点做好联系群众、引导民心、改进民生、推动居民参与工作,提高居民议事会的议事能力。

不断改善基层干部的领导方式。过去基层干部是按照上级党委和政府的要求工作,现在要按群众的要求,这就要求改变工作方法,进行工作方式的创新。

再次,要根据新形势和新情况,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

要从对单纯群体事件和“上访”事件的一票否决逐步过渡到对领导干部的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考核。综合考察领导干部倾听民意表达,协调利益关系,关注人民生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发挥社会自治作用,利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等方面的能力。

逐步建立居民满意指标体系,实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考核相结合的考核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满意程度是考核领导干部和人民政府的核心指标,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要围绕着这一宗旨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指标体系,引导领导干部眼睛往下看,步子往基层迈,心与人民群众连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党和人民,政府和公众、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探索善治的社会管理方式,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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