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随着英国保守党在选举中失败，来自工党的布莱尔成了唐宁街10号的新主人，而且一住就是10年。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布莱尔以英国首相的身份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1998年10月，布莱尔正式访问中国，这是香港回归后英国首相首次访华。在此期间，中英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强调两国应以香港政权顺利交接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联合声明》为中英关系跨世纪发展确立了基本框架。
正是在布莱尔此次访华期间，我得到了他的签名书。这是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帮助办成的。1998年9月22日，马振岗大使去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拜会布莱尔，请他在刚刚出版不久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英国WARNER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上签了字。这不是布莱尔的著作，而是英国著名独立政治记者约翰•瑞特(John Rentoul)撰写的布莱尔传记。书中详细介绍了布莱尔如何从一位普通人家的孩子，成长为英国首相的过程。布莱尔访华期间，马大使回国参加接待工作，就把这本书带了回来。但由于布莱尔的访华行程安排太密，马大使最终还是没能抽出时间，把这本书亲手交给我，最后只好托付给了外交部西欧司的同志。
中英《联合声明》提出，双方要加强和扩大政治与军事对话。这为开启中英防务磋商提供了依据。经过中英两军细致的前期准备，2002年5月，我和英国国防副参谋长巴格尔空军上将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中英防务磋商。
抵达伦敦的第二天，在简短拜会巴格尔空军上将后，我专程拜访了(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这是一个老牌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成立于1958年，最初的研究内容包括军事思想和防务政策等军事战略问题，后来逐步扩大到政治经济等问题，目前在100多个国家拥有各类个人会员2000余人、集体会员400余个，出版的《军事力量对比》、《战略研究》等均被视为权威著作。1979年，中国也成立了一个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名称是“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BIISS)。当时担任学会会长的是老一辈的军事家、外交家伍修权将军。1992年，“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更名为“中国国际战略学会”(CIISS)，更名前后都与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外文缩写只差一个字母。1997年起，我接替第二任会长徐信将军，开始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一干就是十多年。
早在1998年6月，我就结识了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奇普曼博士。此次重逢，我们都很高兴。在这幢古旧的小楼里，我以《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为题，发表了一个简短演讲，介绍了中国重视共同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集体安全，以及中国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2007年5月10日早晨，布莱尔在唐宁街10号的官邸召集内阁成员，宣布他将辞去工党主席职务，并将于6月27日辞去首相职务。之后，他飞往英格兰东北部塞奇菲尔德选区，向他亲自挑选的200名工党成员发表辞职演讲。当年，布莱尔就是在这个选区当选国会议员从而步入政坛的，他选择这里宣布辞职消息，可以说是“从哪儿来，又回到了哪儿去”。
我对英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就学习英文，早在亲临之前，就已熟知泰晤士河、白金汉宫、大笨钟、伦敦塔等著名风景点了。虽然如此，我却没有在英语区常驻工作过，直到1989年4月我才第一次来到英国。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由于工作关系，我还是到过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英语区国家，包括北美洲、大洋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英国更是多次身临其境。青少年的时候学习英文，就知道伦敦是雾都，但真的到了英国我才知道，经过多年环境治理、减少大气污染，伦敦已经摘掉了雾都的帽子，呈现在我眼前的伦敦，天蓝水清，安适优雅，遍布名胜古迹，令人流连忘返。
在伦敦，我观赏过著名的音乐剧《悲惨世界》，后来，这部音乐剧还到中国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我还参观过许多博物馆，英国的博物馆几乎都是免费的，很好地服务了伦敦市民又吸引了四方游客。当然，我在伦敦的必游之地还包括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外孙埃德加，还有小女儿埃莉诺的骨灰也葬在这里。青铜雕塑的马克思头像由英国著名雕塑家劳伦•布雷德精心制成，基座上刻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造世界。”每次瞻仰马克思墓，我都会在留言册上签名。去得多了，有时我会对同行者说：“每次我到马克思这儿报到，马克思都没留我，他说你的身体还好，应该继续工作。”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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