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妻子和子女，不仅是拉贪官下水的有效缺口，还往往是贪腐罪行的遮掩伞，以至有民谣说：“一个贪官的背后，必定会有一个贪婪的女人。”人们把这种现象，讽刺为腐败的“贪内助”。所谓“贪内助”，并非只指贪官妻子一个人，还应该包括涉贪的子女及亲友。这些人被嘲称为“贪官亲友团”，在促使官员腐败的过程中，共同不同程度地扮演着“贪内助”的角色。
“贪内助”现象种种
“贪内助”因涉贪情节的轻重，有亲友涉贿及家庭犯罪的区别。前者是有亲友沾了受贿或传贿的边，有助贪后果，却未必都是自觉助贪;后者则是明白参与犯罪，应属于共犯。上述两种“贪内助”，其常见的表现大致有：
帮贪官收钱收物。贪官不但口中常讲反腐倡廉，更常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君子假象，绝不会亲自接受贿物。于是，其亲属尤其是妻子，就充当起受贿的替身。那些行贿人，常以送红包、感谢费、过节费、慰问金、润笔费等名目向官员朝贡，而贪官对妻子收人财物，或心知肚明，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鸵鸟埋头于沙的心态，为自己没伸手而自庆侥幸。最典型的莫过于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之妻王骁，此人收贿，可谓来者不拒，以至当地许多行贿人都知道，要给省长送东西，一定要选王骁在家的时候，足见其臭名之远扬。
变换花样谋私利。有些官太太也知道伸手受贿太张扬，于是达成交易后耍起迂回术。比如，把钱打在别人账上，或用开设秘密账目、办会员卡、私设小金库等方式暗中收黑钱。还有的让别人代交或报销自己和子女的大宗消费，以及借口是投资分红、股票派红、置业升值所得等等，借此变相收钱，掩人耳目。据报载，江苏省溧水县原县委副书记汤少波，就是因为妻子滥设小金库、银行卡、会员卡被暴露导致落马的。
合法名目做掩护。让亲属下海做生意，利用贪官的权力，照顾项目，高价采购，批给指标，保他中标，想方设法让公司赚钱。以合法商业行为做假象，掩护实质上的以权谋私。这种行为隐蔽性大，危害性也更强。像已揭发出来的大贪官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人，都采用过这种办法敛财。
插手漂白洗黑钱。以表面上没有瓜葛的人，注册一家皮包公司。用“工程款”、“会议费”、“旅游费”、“招待费”等各种名义，陆续拨款过去，再弄几张虚假发票来平账。有的根本就是通过地下钱庄，隔空账面旅行，一圈运作下来，黑钱就漂白了。所以这种公司，又被称作“漂白公司”、“扒皮公司”，其操盘手，大多都是那些刁钻又深藏不露的官太太。
携巨款外逃出国。害怕敛财东窗事发的多见招数，就是携款外逃。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2000~2011年，中国共抓获外逃贪官18487人，追缴赃款554.9亿美元。网上有文章说，实际外逃的人数及金额，要比这多好几倍。因为中国很少与外国签订犯罪引渡条约，因此外逃，就成了贪官及其亲属逃避法律制裁的避风港。如今官场上出现不少“裸官”，就是妻儿家人早已移民国外，就剩他一人留在国内为官。倘若出事，自己一走了之，想追回赃款也没门。有个挖空心思策划外逃的突出案例。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伙同许国俊、余振等三人，贪污数亿美元。为了达到外逃目的，余振之妻不惜花钱通过中介到了美国，寻机嫁给一个美籍华人。接着每人花20万美元，陆续帮3人逃到美国，然后自己跟那位美籍华人离婚，再同原丈夫余振复婚。这个闹剧，凸显出这些贪官和官太太，为了实现外逃，已经堕落无耻到了何等地步了。
以上所说，远非是“贪内助”的全部表现，却已经够触目惊心了。它的出现，替贪腐罪行打了掩护，干扰了对贪腐的揭发与惩处，败坏了官员在公众中的形象，对腐败现象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有报道说，沈阳“慕马大案”的贪官马向东，其所获的3000万元赃款中，有68%是他老婆敛财而来。如此巨大比例，也许计算得未必很精确，但“贪内助”往往造成重大贪腐，这已是公认的不争事实，其危害性绝不可以轻视。
“贪内助”何以猖獗一时
在国内腐败的案件中，“贪内助”何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一是国内还存在不少封建残余思想。诸如夫贵妻荣、耀祖荫儿、“一人为官，鸡狗升天”等旧观念，还潜伏在部分干部的脑海中。加上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环境下，利己主义思潮明显抬头。这两种思想纠缠一起，使得一些官员觉得，“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不惜运用权力，为妻儿及家庭谋私利。有些官太太基于趁着在位、捞足好处的念头，更积极支持、配合、甚至怂恿丈夫敛财。特别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许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唯一的孩子，无疑是父母的宝贝，当母亲的尤其更加溺爱，总希望物质上多给孩子一些。薄谷开来对薄瓜瓜是如此，其他许多“贪内助”对其子女也是如此。
二是“贪内助”中的“二奶现象”。国内“贪内助”中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它还包含贪官情妇或二奶的助贪作为。因为情妇或二奶，毕竟表面与贪官没有亲属关系，但又是暗中最亲信的人，让她们帮助敛财，既可掩人耳目，又能收同舟共济之效。因此，情妇或二奶的助贪作用，在整个“贪内助”中，正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迄今已曝光的贪腐大案中，几乎每个贪官身后都少不了情妇或二奶的身影。有些贪官的妻子，竟然还与丈夫的情妇勾结起来共同敛财，表明为了谋私利，什么廉耻都不顾了。
三是某些政策还不够完善。国家虽规定在职干部配偶不得经商，但对其他亲属以及配偶的亲属经商，有什么界限需要界定，似尚无政策明确规定，这当中难免有空子可钻。此外，对干部尤其是对第一把手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往往显得薄弱。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官太太特别是一把手的夫人，多是恭敬有加的。她们凭借“枕边风”、“裙带风”，常常行使一种“软权力”，令人不能或不敢不照办。如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之后，毫无官职的薄谷开来，居然能够参与处理王的讨论，并主张开份医生证明，就说王立军精神不正常，这完全违背了组织原则。还有，官员的随身秘书，往往都对官太太十分听话。夫人们有些不合规矩的事，只要通过秘书，就会变成“首长旨意”而亮出绿灯放行。所以，要想杜绝“夫人路线”，还需要完善监督官员的有效机制。
综上所述，“贪内助”确是滋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因素。但是，绝不能把贪腐的账，全算在官太太的身上。“贪内助”毕竟只是“助”而已，导致“贪”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官员自身思想的蜕化变质。
如何有效遏制“贪内助”
在这里，我顺便要讲一件事。
近日偶然见到原国民党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在1946年哈尔滨解放前夕，写给儿子杨文骐的遗嘱。其中说，“我平生俱一本至诚，诚以待人，勤以处事，甚望以此二字贻儿作为家训。我平日只知奉公，不事私产，以致一身之外无长物，既无房产，亦无古董字画，孑然一身。来日大难，我于十年前在香港所保寿险取出后足供骧弟学费。”又叮嘱：“身后丧葬等事，以节省为上，一切俗套，甚至荣典追悼会等皆劳民伤财，望儿一概婉谢。惟最好代告亲友能多多种树种林，不独有益人生，且月白风清之度，魂兮来依，亦足稍慰怀想也。”俗话说：“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通常在遗嘱里，讲的多是真话。随后我又看到上海《世纪》及《福建文史》杂志对杨绰庵的介绍，印证了此人在遗嘱中所说是可信的。这件事不禁引发了我的联想。
杨绰庵与薄熙来，是不同年代、不同政治立场的官员。别的不去评判，光拿他们对待儿子的态度来比较。杨绰庵因为“不事私产”，以至来日死后，只能靠“十年前在香港所保寿险”的赔偿金，来充当次子文骧的学费。而薄熙来夫妇，因为给了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许多“便利”，就让他支付儿子薄爪瓜在国外的机票、学费、买车等巨额费用。还有，杨绰庵“既无房产，亦无古董字画，孑然一身”，而薄熙来，不但国内有高档房产，还在巴黎受贿置豪宅。可见历朝政坛，都会有清官与贪官。面对社会环境的考验，有人能坚守，有人却堕落，关键还在自己。薄熙来的堕落，只能说咎由自取。
在反腐败斗争中，怎么样才能有效避免“贪内助”这种现象呢?除了必须加强对官员本身的监督之外，对于规避“夫人路线”，我初步想到几点：
扩大公务透明，避免暗箱操作。因为办事不透明，出现打招呼、透消息、批条子等超常做法，使“夫人干政”有了活动空间。克服之道，力求公务公开、程序公开、财务公开，项目公示。为加强监督，对官员8小时以外的表现，也要考核。中央正在大力加强廉政建设，对干部亲属经营回避、限制应聘企业、财产申报、留居国外等方面，都将有严格要求。必须切实贯彻，持之以恒。
进一步明确某些政策界限。对于家庭成员共同参与贪腐，现有政策很明确，都必须依法追究。如湖南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罗安荣全家贪腐案，除罗本人被判12年徒刑外，妻子唐中梅判了5年，儿子罗贝尔判了3年，缓刑5年。对共犯同罚这一点，不会有存疑。但有些贪腐案件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家庭成员在案中的法律责任，还存在一些空白或含糊。如亲属经商，何谓正常商业行为，哪些是转移资产的贪腐;何种算越权的违纪，何种应定以权谋私的犯法;什么样只算是误信亲情，什么程度就属于共犯，等等。诸如此类的政策界限，还有待进一步明确细化，这样有助于官员及亲属，明白哪些不能做，哪些别抱侥幸思想，多考虑偷偷伸手的后果。
善用“贪内助”来追剿贪腐大案。大量事实证明，妻子和亲属，是许多贪官进行贪腐的助手和前台，在她们的身上，往往容易暴露出有关贪腐的迹象。加上她们一般不掌握大权，对其追究的阻力相对会小一些。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贪内助”暴露出来的蛛丝马迹，例如，购置豪宅名车，掌控巨额干股，奢侈消费，金屋藏娇、放纵子女等迹象，沿着这些异常线索，顺藤摸瓜。他用亲情做掩护，我沿亲情去围剿，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会加快挖出贪腐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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