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城市建设，就不能不提到英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磁力论”。在他看来，一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被这个“磁场”吸引而聚集起来人、财、物为现代化、专业化生产协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有效利用土地资源、金融资本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奠定了基础。换而言之，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早就告诉过我们：成功的城市化过程，从来不是过于人为化的结果，而是一个依靠城市经济活力吸引并自然生长的过程。
拿“磁力论”来比较当下中国的造城运动，我们一定会感慨良多。当“造城”正在成为一项运动，那么这究竟是在建设谁的城，又在制造着怎样未知的后果?
延安“上山建城”风波
在近期的国内造城新闻中，陕西延安市启动的总规模达78.5平方公里的新区建设格外引人关注。延安“上山建城”是不是“拍脑袋”工程，如何破解资金、人气等问题?记者前往调查，但延安市市长梁宏贤对此表示，延安新区选址与老城区紧密相连，将来还将修建多种类型的通道做到“无缝”融合。按规划，2020年左右延安市中心城区人口将达80万人左右，保证“新区将不缺乏人气”。
相信包括延安市长在内，没有人愿意看到“鬼城”重现，因为那意味着难以收拾的公共性“烂尾”，只是一句市长的保证，或者说是延安政府的行政态度，就足以阻止所有坏消息的发生吗?事实上，“上山建城”运动远非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开发这般简单，它与耕地红线、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与地方债务风险都紧密关切，延安方面对此真有足够的长远考量吗?
答案或许难言乐观。以最基础性的地质条件安全而言，作为国内首个在湿陷性黄土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岩土工程项目，公众对延安“上山建城”施工合理性和安全性的质疑就一直未断。现实至此，它指向的其实已远非“上山建城”会否成为鬼城的担忧，而是城市化建设真的需要这么多的“新城”吗?有研究者早就指出，地方政府此起彼伏的新城新区建设中有不少是重复建设式的浪费，具体说来就是“规模过大、数量过多、标准过高”。由此来类推，一个连起码的建设安全条件都无法服众的延安“上山建城”工程，至少已是“规模过大”与“标准过高”了。
城市化建设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发展地方实体经济远比卖地和从房地产建设中获得税费更艰难，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去轻率否定延安市长的“保证不成鬼城”，当然过犹不及，但试问，这样的保证市长先生到底有几分底气?倘若底气尚在，而它又可否切实转变为现实的动作?
事实上，过度建设下的“鬼城”从来都不是传说，一个鄂尔多斯就足以成为最惨痛的样本。将城市经济过度寄托于“未来”增多的人口，和他们对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因为不确定，难免是一件风险重重的事情。鄂尔多斯事件之后，不少人都在反问：我们的城市距离鄂尔多斯有多远?对此也许无法给出清晰的回答，但可确定的是，单纯只是市长的“保证”，它距离成为鬼城的未来仍然很近。过度的行政化不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磁力”，因为它裹胁着其他的功利目的，只能是一种揠苗助长。
造城运动在建造“谁的城”
城镇化在高歌猛进，一些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热衷于造“新城”，但那些在规划中动辄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新区、新城，在建成后不是成为“空城”乃至“鬼城”，就是因为规划不合理，在建设过程中逐渐出现诸多隐患与问题：房地产泡沫蔓延、土地资源浪费、土地财政问题频出。一切让人不得不问：造城运动究竟是在建造“谁的城”?答案显然只能是：他的城。
“他”首先指的是部分过于追求政绩的官员。《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曾经论证过，市民化成本并不低，它至少要经过就业、住房、社保、子女入学四道坎，人均成本至少需要10万元。有关部门调查，52%的农民工住在集体宿舍，47%租住农民房，自有城镇住房的仅为0.7%，其中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仅有3%。解决他们的住房，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同时，约8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城镇社保。此外，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上亿人，只有约10%的孩子随父母进了城，现在就让城市的学校难以接纳。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大量孩子进城，城市该怎么办?所以，忽视这些市民化基础条件的造城运动，只能是部分地方管理者在“拍脑袋”下追求政绩的作为。
“他”指的是土地财政。事实上，从新闻报道不难看出，许多加入造城运动浪潮之中的地方城市并不富裕，甚至就是长期负债的。来自审计署的数据显示，仅抽查36个地区，它们2012年底债务余额就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12.94%。抽查结果已经是如此令人心惊，具体每个地方的具体负债情形上，更是令人怯于想象。日益增长的地方债数额前，本身并不生产利润的地方政府如何来面对?卖地收入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尤其是在中央对房产宏观调控加强的背景下，曲线卖地与获得其他GDP收入的新城建设，就愈加成为不少地区不约而同的选择。但这样为卖地而进行的城镇化，最终衍生的就只能是大量的“空城”“鬼城”，留下的是一地难以收拾的鸡毛。
“他”指的还是片面对城镇化率的追求。观察者早已经指出，城镇化不是一窝蜂地建城造市，更应该是“人”的城镇化，但相对于中央“新型城镇化”的要求，许多地方的城镇化既违背农民的基本意愿，也只有速度而无质量。在沸沸扬扬的农民“上楼”潮流中，造城运动显然是此种片面化追求的极致。
一言以蔽之，不科学的造城运动，建造的只能是官员政绩、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畸形发展之城。
城镇化拒绝盲目造城
盲目造城绝对不等同于城镇化，因为它有悖两个最基础的城镇化原则：以人为本、建设的自然而然过程。正因如此，当下不仅需要对造城运动进行深刻反思，也需要从实际作为上来遏制此种“过快的发展”。无论如何，造城都不能走得太快。 具体说来，它需要从以下方面来着手：
决策的透明性与开放性必须先行。要不要建设新城，新城建设有着怎样的规划和路线图?这些与公众切实利益紧密相关的事情，不能再是“密室里的决策”，是个别地方领导的一家之言。民众必须成为新城建设决策的参与者之一，并且要从制度设计上来保证此种参与能够兑现。此外，中立的专家力量也不可或缺，让他们来判断未来新城建设的利弊与可行性。最终让新城建设的决策机制能够透明与受到监督，特别是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形成监督。最终形成这样的决策导向：能不建设新城则不建设，即便建设，也必须兼顾市民化的基础条件和未来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
分析造城运动看似遏不住的趋势还可以看到，官员对政绩的过度追求和地方财力的匮乏往往是驱动力之源。要改变这样的导向，仍需在对官员的考核与提拔上着力。于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应逐步淡化GDP的分量，对建立于土地财政之上的GDP，尤其要减低其在官员政绩考核中的分值。要从提拔制度上减少房产官员、盲目造城官员的上升空间，加大对长期发展实体经济官员的提拔力度。当然，此前曾被热议的“决策责任终身制”也完全可运用到造城决策中来。如果一地之造城运动最终被证实是错误的，造成的是房产泡沫与“空城”“鬼城”的后果，则需要对当初的决策者进行追责。当然，此种决策多是集体决策，“决策责任终身制”在现实中也远未兑现，但这依旧是遏止盲目造城运动的作为方向之一。
无论如何，城镇化都应该是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造城也只能造宜住与低成本即可居住之城。新城建设，必须重新回到有序发展的道路上来，那些急不可耐的造城者，还请回头看看最终一地狼藉者走过的路，并自我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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