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的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往往是中国政治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会议，正所谓一届二届部署人事，三届研究经济。历史上无数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决策都是在三中全会上敲定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家庭联产承包制，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1992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则直接为今后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扫清了发展障碍。
正因为如此，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话题也就不足为奇了。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展望这次三中全会有可能推出什么政策?改革对经济与市场将产生什么影响?
确实，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对内，面对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阳奉阴违的阻力;对外，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及波动加剧的压力，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何调结构稳增长?如何惩治腐败凝聚民心?如何打破垄断释放改革“红利”?这些都考验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智慧与胆识。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已经用实际行动传递出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坚持改革的方向，凝聚改革的共识信号。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面对的形势与任务。
2013年7月，习近平在武汉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走过了35年极不平凡的历程。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习近平在武汉的讲话不仅强调推进改革开放，而且重视制度建设，可以视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基调。习近平的讲话与他在十八大后的多次讲话精神是一致的。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重要论述显示，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执政党的基本执政方式;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习李新政的第一个三中全会，本次全会不是政府、而是党的会议，因此，有理由相信，遗产税、房产税等过细的政策不会被纳入这次会议讨论的范围，会议应该集中对改革原则及方向的讨论，这次全会应该宣告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这个国家在未来十多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蓝图，公示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发展路线，提出统筹全局、高瞻远瞩的顶层改革方案。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近年来改革措施碎片化、短视化的倾向，才能凝聚力量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迈出坚实一步。
发挥制度优势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为民创造财富、为国家提升实力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35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仅建立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那么，财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卫平教授精辟地分析了经济学理论中财富形成的三大理论，第一，斯密的“分工创造财富”;第二，马克思的“劳动创造财富”;第三，科斯的“产权创造财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坚持出口导向，积极引进外资，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成功重返WTO，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辉煌成绩背后的理论依据缘自斯密的“分工创造财富”。
1978年，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恢复了按劳分配制度，中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被盘活了，在国际竞争与国际贸易中发挥了比较优势，中国经济超长增长反复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劳动创造财富的科学性。
至于“产权创造财富”，则体现在围绕打破大锅饭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上，在农村联产承包制、发展多元所有制、股份制改革等政策与措施中均能找到科斯制度经济学的影子。
中国经济发展不能是割裂历史的发展，而必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再扬弃。
第一，坚持分工创造财富，就需要将发展内需与坚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片面强调发展内需与过分依赖外贸均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2013年9月，习近平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我们要放眼长远，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二，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就需要重视提高劳动力的薪酬与素质，强调GDP与人均GDP同步增长。过往的经济发展存在贪求GDP增长而忽视人均GDP增长的倾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除了扭转这种偏差，也须警惕货币超发增长超过人均GDP增长。总之，“ 以人为本 ”不应仅是华而不实的词藻，而是需要、也可以数据化的。
第三，坚持产权创造财富，就需要重视制度改革与激发市场活力。习近平指出：“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李克强也多次强调改革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
可以断定， 把握“分工创造财富、劳动创造财富、产权创造财富”这三个维度，就能大致确定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高度，就能基本把握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方向。$nextpage$
重视制度建设 推动全面改革
种种迹象显示，城镇化、行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研究均有可能在本次三中全会中有所触及;但是，凡是有所作为的三中全会均有一根明确的主线贯彻始终，那么，本次全会的主线是什么?
2013年7月21-23日，习近平在湖北视察调研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和当前经济运行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次三中全会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全会，这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既要求改革兼顾当前局势推出具体政策，也要求体现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前瞻性、全局性;第二，既要求政策上有所新意，更要求在制度建设上有所突破。
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去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旋律，那就是“理顺三大关系，推动双轮并进，选择一个突破”。
理顺三大关系是指“政府与市场关系，管理与监管的关系，外贸与内需的关系”。
第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是一对矛盾，既可互为促进，又易形成对抗。关键是把握一个“度”。承认这个“度”，首先就是承认政府在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其次，提出政府与市场关系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不回避如果不能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那么政府的“正能量”就会变成“副作用”。
当前，“大政府小市场”的格局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改革停滞不前，贪污腐化严重，官民矛盾恶化”或多或少与政府权力过大有关。改革的重点是“简政放权”，政府“有形的手”不要什么都管，该放手时要放手，要将企业管辖权让渡给企业，社区管辖权让渡给社区。
十八大以来，以减少政府审批为突破口的行政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展望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会关注如何消减臃肿行政机构，控制庞大三公开支，规范行政管辖范围，而且会从制度调整上做文章，预计未来中国：“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管理体制将缩减为“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体制，更多省级的直辖市将出现，大的省区将逐步分为多个区域。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观察，这些改革都是减少管理层次、降低管理成本的必然之选。
第二，理顺管理与监管的关系
管理与监管同样是一对矛盾。管理其实是行使权力，没有监管的管理同样会“腐化变质”。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管，就是从制度上铲除贪腐的温床。有理由预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强对司法系统、人民大表大会的制度建设。
首先，从人事任命、资金划拨等方面入手切断地方法院、检察院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充分发挥司法监察系统对行政管理权的监督与控制。
其次，通过制定实施细则令人大代表的监督权得到贯彻落实。从操作层面上看，首先应将明确全国人大对征税、货币发行这类涉及国计民生政策的监督权。
世界上没有一个小康社会是“万税社会”，也没有一个小康社会是“货币超发的通胀社会”。现实的情况是，某些政策往往以维护居民权力之名干着侵犯民众利益的事。以近十年的房产调控为例，每次出台调控新政，包括这次国五条，无不以打压房价为由头，而结果如何呢?房价越调越高。究其所以，征税能够打压房价?这是哪个经济学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影响价格。
因此，要真正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从制度上重建人大、司法、行政之间互为监督促进的新机制。
第三，理顺外贸与内需的关系
过度依靠外贸拉动经济增长与片面强调发展内需市场均有失偏颇。虽然，强调内需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企图否认外贸作用是不现实、也是错误的幻想。
据统计，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仅为206.4亿美元，2008年增加到25616.3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排位从1978年的第32位跃居到2007年的第3位。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8667.6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与进口分别同比增长7.9%和4.3%，显然个位数的增幅并未达到去年年初设定的10%的预计增长目标。
正如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发言表示：“我们同住一个地球村，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变成离群索居的鲁滨逊”。外贸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是明显的。
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不应该否认外贸的作用，而是应该以新的思路，重新认识与发挥外贸的作用。预计将从如下三个方面打造中国外贸升级版，首先，通过外贸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其次，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地区组建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组织带动外贸模式转变;再次，逐步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推动汇率市场化，促成人民币国际化，外贸与内贸最终将跨界融合发展。
推动双轮并进是指“推动改革开放，坚持依法治国”。
左轮是指推动改革开放。有的观点认为最近十年改革变成了“不折腾”，应该用“重启改革”而不是“推动改革”。本着“不纠缠过去，一切向前看”的原则，“全面深化改革”提法最为贴切。
右轮是指坚持依法治国。这也是科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继续探索与实践的直接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并不是否认政策的重要性，而恰恰是强调应通过法治手段更公平、持久地发挥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破。否定法治固然错误，将政治与法对立起来也不正确。
另外，优化宏观调控手段，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实施地方官员政绩与GDP脱钩;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重新调整分税制;加强反腐，推动反贪预防体制建设，这些都有望成为本届三中全会讨论的话题。
选择金融改革作为突破口
选择一个突破是指，本次改革在具体经济改革上选择从金融领域入手进行改革而带动整体改革，金融将是本次全会经济改革选择的突破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带动经济改革，可以发挥纲举木张效果。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要增强经济发展活力，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各方面权益;必须从金融入手进行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前夕，上海自贸区从提出建议到拍板定案超乎预期快速推进，这本身就显示冀望通过自贸区打破金融垄断、激活民间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的落脚点不是贸易，而是金融!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突破口是农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突破口就选择了金融。选择金融入手进行改革，这也有助于带动建立全国性市场，推动利率市场化，清理银行不良贷款，减少地方债务等改革措施的贯彻与落实。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政策对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1992年改革开放再起步也作用明显。当前，权贵阶层对改革的阻碍往往巧妙地、伪善地借助所谓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法权”。政策对于改革的作用再降低，改革制度化才是选择的方向。
习近平在APEC强调指出，改革所面临的都是艰巨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和深水区”，改革要一鼓作气，畏葸可能前功尽弃。确实，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既然是深水区，就无法摸着石头过河了。正如习近平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上的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活和凝聚社会创造力。习近平将改革视为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因此，本届三中全会最值得期待的，不是出台具体的改革方案，而是致力于从制度上建立推动改革开放的长效机制，出台顶层改革方案引导中国改革走向成功。
从这个视野观察，“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国社会可平稳发展，中国崛起，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互为联系的、缺一不可的一个整体。有理由坚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继1978与1992年两次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第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中全会，中国改革将再起步，中国经济将再增长，科斯制度经济学将再次沿着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筑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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