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家的科斯非常看好中国经济。那么，当今世界上其他著名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如何?
大致有两派意见，第一，与科斯一样看好中国经济;第二，不看好中国经济。
斯蒂格利茨：城市化，创新，法治及制度改革推动中国发展
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到：“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是影响21世纪的两件大事”，这对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他认为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已经“趟过河流”，这也说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红利渐趋弱化。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新的时代背景下，在习李新政的重要指导下，斯蒂格利茨的预言将变成为现实，城市化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幅壮丽的画面，这与李克强总理在45个月内六次提到城镇化并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潜力是城镇化是如出一辙的，而城镇化的重要着力点是实现人的城市化。
然而，斯蒂格利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好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城市化。针对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创造的“中国奇迹”，他认为是创新的思想和观念使然，这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的毁灭”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正是一次次的思想的突破和观念的解放，“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使得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原本不具有兼容的体制在当时落后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并逐渐长大，使得在每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地的进行试错和改进，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将会带来很多好处，如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同时起到了稳定商品价格的作用。在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进行肯定的同时，也承认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比如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许多人还处在贫困的状态。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8。同时，中国的教育、医疗和社保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都干扰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发挥，影响了经济发展。但是，这些问题将会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后得到改善，不会继续走传统的老路——堂吉诃德式地追求GDP的规模和速度，而是要在人类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上下大功夫，解决好国民的教育和社保等问题，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斯蒂格利茨认为，要实现这种经济发展的转型，关键在于改善发展经济的环境——制度环境。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优劣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法治的健全不仅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而且有利于确定产权，让在市场经济的人保持平等的关系。在中国金融领域，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还未解决，这都有赖于制度改革。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要建立法治社会。
斯蒂格利茨长期以来关注中国问题，这与他对中国问题有很深的情结是分不开的。2008年中国发展高峰论坛，斯蒂格利茨应邀参加，并对中国面临的不平等、保护主义和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2012年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他再次来到中国发表了主题演讲，并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了处方。正是基于他对中国的情结以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兴趣和关注，才会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有深刻的了解，同时对不足的病机提出有效的诊断。
蒙代尔：看好人民币国际化及中国GDP超美国
“欧元之父”、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2013年8月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G20国家“国际智库研讨会”时则认为中国有望在2025年超过美国，同时人民币将会与欧元和美元并列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三大货币;但是，条件是妥善地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结构和解决就业。他说，巨额的外汇储备作为一块具有优良弹性的缓冲垫，将会使中国经济能够有效地抵御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享光教授认为，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是劳动力价值的低估。由于我国劳动力的工资较发达国家低，使得“Made in china”的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能够打入国外市场，从而获得许多外汇储备。
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于中国当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缓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在当前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只关注国内，而且应该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相挂钩。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量会迫使人民币升值，进而使得外汇贬值。针对这一情况，蒙代尔很乐观的表示通过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良好的经济运行成绩可以持续保持下去。
相比前些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速度将会下滑，为了换取结构调整和改善民生，这或许是一种机会成本。陈享光教授认为中国积聚的外汇储备若能够正确地运用到实体经济的话，不仅可以减少外商对中国的投资，还可以减轻对美国国债的持有，更重要的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这与蒙代尔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有益论”是殊途同归的。
克鲁格曼：改革滞后发展乏力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存在许多问题。由于受到劳动力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中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的符号在全球随处可见。在支撑中国经济列车快速奔驰的同时，巨额的外汇储备似乎成为了一个“鸡肋”。中国利用自身的资源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其他国家，换来的是所谓的代表商品价值的外国货币和金融产品，这些钱流入中国会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使得居民的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这些外汇储备用在金融资产的投资上，即大部分主要购买金边债券——美国国债，成为对美国的实际贷款人。归根到底，中国的对外出口是在用自身的有限的资源过于补贴其他国家。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源的稀缺性是存在的。如果中国有限的资源持续外输，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最终缺乏动力。并且制造品的大量生产也给国内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居世界第一，同时耗能也排在世界前列。可以认为，中国制造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将生态环境的成本留在了国内，这与西方国家在起步发展时候将生态环境的成本留在全球是不同的，中国经济发展恶化了中国的环境。
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外需过于强盛，虽然撑起了GDP的一片天空，但这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要义。真正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架马车是依赖于内需。克鲁格曼在2005年《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到：“中国也不能再期望依赖于美国进口的产品给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凸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疾，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结构敲响了一个警钟。
正是基于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中国会崩盘吗”的文章，称中国将会变成世界经济危机的“新震源”。超强刺激政策的实施、核心领域改革滞后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乏力，近年来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以及与房地产的失衡发展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堰塞湖”和“黑天鹅”。过度信仰凯恩斯主义的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同样也面临着“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特殊困难，从而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趋于难产。
十八大开局之年的中国经济已经放弃只重视GDP的旧思维，而是在强调推动结构转型、改善民生以及建立充分的法治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推动发展，因此，无论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国经济都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有理由相信，建立法治经济，改善制度环境这一系列带着明显科斯制度经济学特色的深化改革政策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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