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司法机关联手打击和整治网络谣言，一方面是突出网络举报功能的中纪委新网站高调亮相，有观察者由此判断中国网络反腐正在实现“国进民退”。作为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果真能在政治社会领域复制出一个相同版本吗?我们需要知道，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网络反腐的“国进民退”现象是否真的存在;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它又是否应当存在?
网络反腐“国家队”走向台前
新版中纪委网站上线，被称作网络反腐的“官方网站”正式亮相。在此之前，中纪委没有单独的官网，而所属的相关网站却有5个之多。王岐山到中纪委之后，提出了“五网合一”的思路，催生了新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线。接受网络举报成为新网站的六大功能之一，中纪委方面不但公布了网络举报的受理流程，而且通过“唯一查询码”机制保证举报者能够全程、安全地跟踪掌握举报的处置进程。新网站还整合了组织、两高、国土等部门的网络举报入口，首次开展了“两节”专题举报，一切都正在展示出网络反腐“国家队”的应有气象。
事实上，官方的网络反腐早不是自今日始。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开通网络举报平台。2005年，中纪委、监察部公布中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网址。在此前后，中组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机构也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网络举报平台。到2009年，中纪委开通12388举报网站，最高检开通12309举报网站。这些举措见证了官方对于网络反腐从试水到接纳的历程，但是和屡屡形成舆论关注焦点的民间网络反腐比起来，官方的网络反腐好像长期处于不温不火的层面。
在一项“你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的网络调查中，74.6%的参与者选择了“网络曝光”，而选择“信访”方式的只占1.27%。可以说，对于网络反腐而言，“体制内冷清，体制外火热”已经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尴尬现状。如何将官方网络反腐这壶水烧开，或许就缺最后一把柴禾。这把柴禾自然是反腐的实效问题，从周久耕、杨达才、雷政富到刘铁男，当民间网络反腐频频出手且多有建树时，官方网络反腐需要以实例来吸引和说服举报者。官民两条网络反腐渠道当然存在着竞争，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很难用堵住其中一条的办法来保证另一条的通畅。
网络反腐“国家队”走向台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但是能够避免先前所经历的“边缘化”命运，还需要经历实践的检验。也因此，王岐山告诫新官网的工作人员说，“不要鸡窝子气，没有后劲。”所谓“鸡窝子气”应该是一句钻探方面的术语，喷一下子就完了。王岐山还说，“网站是前台，支撑在后台。”网络反腐“国家队”能不能赢得社会和民众的信赖，关键不在于前台的网络形式，而在于后台的查处力度能不能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民间网络反腐面临“升级”
人们期待网络反腐的“国进”，却未必同样欢呼网络反腐的“民退”。应当说，在反腐败面前，官方和民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本不应当存在两种渠道的互搏。但是，恰恰肇因于官方渠道长期不通畅，所以在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和互联网技术突破之下，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民间网络反腐单兵突进。从这个角度看，官方网络反腐渠道如果能够逐步补齐短板，那么网络反腐过度倚重于一方的局面肯定会有所改观。这种此消彼长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无论“国进”一点还是“民退”一点，都将有利于网络反腐和社会利益的大局，没有太多值得诟病的地方。
但是，人们的疑虑显然不是停留于此，而是对外力人为干涉和遏制民间网络反腐不能认同。近来，一批所谓网络大V在“打谣”行动中受到追究，两高司法解释对网络诽谤等罪名作出界定和解释，种种举措导致了各种解读。其中的一种说法是，网络言论的空间正在被收紧，此前风声水起的网络反腐热潮也势必受到影响。事实上，即便没有这次“打谣”行动，民间网络反腐也面临着“升级”的必要，如何对这把双刃剑兴其利而除其弊，也一直是伴随网络反腐的热点话题之一。区别在于，此前人们更多地寄希望于网络的自净功能，或者说是民间社会的自治功能，而不希望民间网络反腐为外来规制所误伤。
我们更愿意把所谓“民退”理解成民间网络反腐的一种自我完善和升级，它建立在对于这种路径天生缺陷的把握之上。猎奇和跟风，一直是民间网络反腐自身难以摆脱的瑕疵。其间道理也有不复杂，网络的威力所在是一种放大了的微观效应，名烟、手表、情人之类是更能吸引眼球的东西，所以曾几何时网络反腐也被不无讥讽地称为“花边反腐”。在围绕着表象打转的同时，网络反腐对于更为重大的深层腐败却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而网民跟风的倾向，和举报者自我控制能力的缺失，有时候也难免会造成对无辜者的误伤，被贴上“房婶”标签的李芸卿即是一例。更为极端的案例，则已经越过了网络反腐的底线，成为法律的打击对象。
有时候退即是进，民间网络反腐对于自身的审视与改进是必要的，改进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参与。
网络反腐的未来取决于官民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对于网络反腐而言，所谓“国进民退”或许有着某种苗头和现象，但它既不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也不代表着应然的大趋势。恰恰相反，官方和民间在网络反腐领域的协同发力，甚至是适度竞争，才是真正的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反腐败从来都是官方和民间合力推进的大事业，如果脱离了民众的支持，那么官方的网络反腐无从谈起。自民间一方观之，民间网络反腐从来都不能讳言它自身的局限，也就是说，民间反腐的意义止步于线索提供和过程监督，离开了权力和职能机关的响应，民间反腐注定了只能成为无果之花。
对于此种相生相伴关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两高新司法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专门有一段解释，试图打消社会对于新司法解释意在打压网络反腐的疑虑。他说，网民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网络反腐，对反腐倡廉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作为举报者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透露，王岐山本人并没有时间用微博，但他有一个班子，专门搜集网络反腐的信息。王岐山不舍弃民间网络反腐的信息，这是最好的信号。
网络反腐的官方渠道和民间渠道可以并行不悖，两条渠道可以在合作与监督中寻求共同的提升。“国家队”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破题之后以作为赢得口碑，从而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最终将自己塑造成网络反腐的主渠道。而民间网络反腐则需要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在延续“有料”特点的同时增加严肃负责的成色，于法治的框架之内展示权利的威力。对一个举报者而言，这两个渠道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他完全可以既选择官方渠道实名举报，同时也在微博等网络公共媒体上进行曝光，以后者作为对前者的监督和压力体系。实际上，近期以来罗昌平等一些举报者所走的正是这样的路径。这样的路径，似可称之为网络反腐的“国进而民未退”。
网络反腐的未来取决于官民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反腐不是官方与民间的双手互搏，而是官民联合体与腐败分子的搏斗。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很容易从价值判断上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网络反腐国不可不进而民不可退。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