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从博士毕业算起来，我在“学术圈”里也已浸淫十多年了，自认为有足够的经验性知识支持我对这个圈子的观察结论。为了使论述更加集中，我把这里的学术圈严格限定在人文学科，尤其是我想在其中安身立命而不得的历史学科。
根据我的观察，这个圈子的生存状态是自我表格化的。在银行里填一次表格，全中国的商业信贷机构都掌控了你的个人信息。在学院里我填了无数遍关于性别、出生年月、家庭出身、籍贯与出生地、学习经历和工作履历以及是否被专政机关处理过的信息，到申请名目繁多的课题项目的时候，还得不厌其烦地再填一遍;到申报职称、申报省级或国家级千百万人才工程的时候，还得不厌其烦地再填一遍;到参评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工会积极分子、优秀教师的时候，还得不厌其烦地再填一遍……计算机管理技术的引入，并没有把我从表格的专制中解放出来。
装修得越来越高级的高校办公大楼推行无纸化办公的结果，只是将本来由行政部门负责的信息统计、整理工作，也进一步推给了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谁也不会天真到以为仅凭这些表格就可以评上教授或获得各种奖励——无论这些表格填写得多么煞有其事和内容充实。你甚至有理由怀疑这些表格是不是真的有人在看。但反复填写表格仍然是有意义的，意义就在于反复填写本身。在把自己反复塞进表格、自我归档、自我审查和向上呈送、示众的过程中，某些对于学者至关重要的东西在破碎，而表现为凝视的权力在弥漫，拒绝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限定。
授课要提交格式化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以备教务部门随时检查教学进度;试题模板组织得像是某种踢球的阵法——“五•三•二”：五个名词解释，三个简答题和两个论述题——天知道为什么不是两个简答题和三个论述题?打分则要体现所谓“正态分布”的格局：中间得七、八十分的居多，得六十分左右和九十分以上的两头都要少……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的着陆，建立在把学者与社会其他被管理者等量齐观的假定之上，即他们都是同样人格低下和不能自主承担责任的，因此行政管理必须深入到过程的细部和末端。但是，这样一来，它就造就了比外交部发言人还要无趣的工作形态。教授们在讲台上神色迷离而又一丝不苟地念讲稿，连“……逗号”、“……句号”、“……另起一行”都不放过。
每一种职业都存在渎职的可能，但渎职的方式可以不同。权力干预学术产生的最大悖论是，学术领域里真正渎职的，正是那些看起来在认真履行职责的人。权力以慈父主义的担当，把我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规定得如此事无巨细，我犯得上在这之外加入自己的灵魂吗?职业伦理要求我把教室作为从事历史教学，而不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背书的地方，要求我不能用侮辱甚至查禁历史的方式书写历史，但是对于一个习惯于放弃职业伦理的人，借口是现成的：如果一个人在学术环境下根本没有选择，或者选择的代价过大，他能作为个体而承担责任么?
一个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人，是不能奢谈道德的。假定学人无道德的行政管理为自己追加制造了证据：这些人果然无道德。而当这些无道德的人同时又是拥有高智商的人的时候，他们的堕落便显得尤为触目惊心。学界同仁们，请扪心自问：哪一次职称评审、课题申报或学位点参评，你没有与评委们交易于内室?或请托于饭桌?学界大佬们，请提灯自照：在你力争把职称、课题或学位点授予某人或某人牵头的团队时，你真的没有掂量他们曾以邀请讲座的名义塞给你的钱数，没有考量他们邀请你全家去内蒙草原或张家界旅游的次数?当你们把中国学术引向充满娱乐精神的奥斯卡评奖机制，即不申报则不受理，而绕过了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基于对专业现状广泛了解和广泛遴选的诺贝尔奖的评选机制的时候，你们是一开始，就要把我们的学术变成名利场吗?
许多高校迷信经济的力量，它们试图单纯靠政府财大气粗的投入，来堆砌“世界一流名校”。在人民币的厚度之上构建一种知识和思想的高地，还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南辕北辙的吗?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的财政投入，使许多高校人从经营公司转而经营学术，在形式上的确促成了对学术的关注和学术“繁荣”。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营学术之成为可能，在于大量的金钱奖励人为创造了学术生产与普通商品生产同构的条件，即同样可以进入货币—商品—货币的资本流通过程。举例来说，某人预付资本8万元，从国家级出版社那里一次性批发了三个书号，然后组织研究生利用剪裁、复制、粘贴等网络编辑技术在一个月内拼凑出三本“专著”，即学术产品。
这三本书带来的直接利润是：(一)作为“对学科建设有突出贡献”的有功人员获奖8万;(二)获聘三级特聘教授，一个聘期(三年)下来就比原来多收入9万;(三)获批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资助金额30万，学校按1:1配比，再追加资助30万。按最近官方调查的数据，中国科研基金真正用于科研的不足四成，按我的观察，四成也多说了。
间接的利润是：两年后成为学院副院长，这也是可以换算成现金收益的。——多少钱才能从一个学院级领导手里租借某项权力(推荐教授人选，聘用应届毕业生等)，在高校里就差明码标价了。这一个生产周期下来，作为突出贡献者、特聘教授、基金获得者和副院长的此公现在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进入追加资本和扩大再生产的新周期，投入更多的钱，出版更多的书，收获更多的利润。而使这个生产周期得以运转的那三本书，却在学院资料室的角落里蒙尘。——出于你想必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书既不宜批量发行，更不宜公开示人。
与普通商品生产一样，在学术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的货币得到了增值。与普通商品生产不一样的是，它们提供的学术产品却不必接受学术市场的公开检验和评价。它们最终的归宿是进入各种表格。由于表格无法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学术产品本身的学术价值，行政化的学术管理只能诉诸外在指标建立它的评价体系，却以似是而非的“量化管理”自我标榜和自我合理化：一篇论文的水平参照于发表它的学术刊物的评级(A、B、C类)，一本专著的水平参照于出版它的出版社的“层次”，一位学者在学界的地位取决于他所获奖励的国家级或省部级。在这种评价体系下，校级或院系的学术委员会集体蜕变为表格的校对员，核对表格上是不是把“商务印书馆”的级别跟“人民出版社”搞混了。
通过学术评价的去内容化和符号化，表格化管理以一种特殊的逻辑为学术生产，创造了一种通常只有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投资环境：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全行业利润平均化。学术生产的参与者根据资本的大小和份额按比例从学术奖励中提取利润，而与学术生产的内容或质量无关。因此，携带巨量资本(包括权力资本)进军这个行业的行政官员或学术官员们都斩获颇丰。——最近的例子是仅差一票就当选中科院院士的铁道部官员。这位官员慧眼独具：院士才是这个行业最大的利润，学术洗钱才是最不像洗钱的洗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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