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35年前不同，那时的改革，因为从一张白纸开始，改革会让各阶层普遍受益。但到了今天，中国多层次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任何一项改革将不再可能让各方得益，一部分人所获就有可能造成另一部分人所失。因此，改革就成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改革形势的复杂性便前所未有。
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改革之路从无坦途，各方面都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习主席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指出了当前改革的全方位和广覆盖的特性。
其背后还隐含一层意思，即对正处在转型升级的中国来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担当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再次跨越一次改革的“卡夫丁大峡谷”。
改革付出了怎样的成本
改革是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重新设计，为达到一定目标所采取的政策举措或者制度安排。为落实这样的政策和推行新的制度，需要投入必要的资源、资本，产生一定的利益转换。这就是改革成本。
在研究改革成本中，过去一些学者曾把改革成本分解为实施成本、摩擦成本和适应成本。实施成本指的是实施改革而投入的资源，摩擦成本指的是利益集团反对和抵触改革造成的损失，适应成本指的是新体制确立后为适应新体制而付出的努力。不管哪种成本，都表明改革是有代价的。
纵观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这几类改革成本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支付的比重有所不同，但更多的情况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推进农村联产承包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本质上是还“地”于农民，期间付出的主要是实施成本。要将计划经济时代统制经济下的土地进行切块分割，国家要将土地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进行部分让渡。后来，为了保持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加快粮食生产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国家还要不断减免税收，增加各种农业补贴，让利于农民。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企业改革也是如此，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承包制到股份制改革，上缴国家的利税进行了分流，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让企业和职工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国家其实是支付了一定的税利代价。90年代后的国有经济改革，打破铁饭碗，推进“4050”人员转岗待业，也是牺牲了国有经济职工的一部分利益，让民营经济更快成长起来。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门的日益打开，“三资”企业在沿海地区风起云涌，政府以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使用成本来招商引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利用了比较优势和市场空间换取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甘守较长时间停留在产业链低端，并付出必要的资源代价，得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培育和壮大。
还有，中国90年代末加入WTO以后，我们面对开放的国际市场竞争，需要改变一系列贸易规则去学习和适应世界市场，需要花大量外汇培养国际贸易和金融人才，来应对开放性经济。所谓以开放倒逼改革，就是要不断增加适应性成本。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成熟度的提升特别是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前30余年改革付出的必要成本最终换来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今非昔比。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形态变得日益多元、多样和多变，社会层级、区域差距、利益分割问题十分明显，事实上近年来形成的权贵资本和日益固化的利益阶层，又会阻碍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当今的改革，我们不再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摩擦成本将成为下一轮改革需要更多付出的代价。
设计当前的中国改革，关键是看让谁来支付成本
当前，理论界经常提出新一轮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设计安排好由谁来支付或者承担改革的成本。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改革主导者首先采取的改革思路主要是“以增量带存量”“以局部试点推开全面”。比如，当年的价格双轨制和部分所有制改革，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甚至冒着产生权力寻租引致腐败的风险，结果激活了外围市场的力量。其中，谁是得利者呢?是一部分改革先锋，包括那些敢于打破旧体制而“闯关”的企业家、敢于放弃体制内福利“勇于下海”的一批行政官员，既有像禹作敏、马胜利、关广梅、步鑫生、张瑞敏等身在体制内的企业家，也有像柳传志、冯仑、王石等跨体制企业家。当然这类企业精英，不论后来是否成功实现角色转换，但他们当时是个人承担了牺牲官阶晋升、体制内福利保障而自愿支付了改革成本。
后来的改革思路是“以开放促进改革”，包括先期进行的“经济特区试点”。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和内地知识分子精英，沿海城市经济越来越繁荣，但区域经济差距也越来越大，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变得日益不平衡。事实上，这是以中西部的资源发展潜能支持了东部经济的发展，是由内地承担了全国经济总量快进的发展成本。
进入新的世纪后，改革的思路和取向逐步转向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并着力推进城市重工业化进程。这个时期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越加明显，新的城乡“剪刀差”日益表现在农村土地被扩张的城市所侵蚀。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又将产业资本吸附到金融资本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加快资金周转和提升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事实上又在“掏空”实体经济的骨髓。就此看，是农村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支付城市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本。
另外，近年来中央政府财权的不断收紧、企业改革领域的“国退民进”等等所谓“逆改革”进程的演化，则是以牺牲市场的活力来偿付强势政府的政绩收益。
凡此种种，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喜人的一面的同时，也必须看清其背后存在的大量新旧体制之间、既得利益区域、阶层与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区域之间始终存在的损益博弈。其中，大部分的改革成本确是由弱者来承担或支付的。
当然，还有一类看不见的成本，如资源的过度浪费、环境的过度破坏、资产价格的泡沫、贪污腐败的猖獗，社会矛盾的激化，等等，我们已经为此付出太多，这些成本其实已由全体人民来承担了。
新一轮改革，指向的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可以想见，未来改革的实施成本投入将更大，摩擦成本支付将更尖锐、适应成本支撑将更迫切。但可以肯定的是，过去30多年改革的总体收益大于成本的普惠性改革在今后不会再出现，对一部分人来说，很可能还是绝对负收益;而且下一阶段的改革将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全面、全方位改革，这些改革都要支付很大成本。
谁在支付、谁来支付呢?问题可能要留给未来。
以最小的改革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收益
经济学的法则是追求以最小的投入博取最大的收益。改革经济学也一样，就是要以最小的改革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收益。
基本思路应当坚持三条：
一是要选对改革的方式和方法，确定恰当的改革目标。改革不是口号，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方式错误，目标不当，不但实现不了改革的意图，还会使成本付出的更多。这30多年改革进程成绩很大，但正如上面分析的，代价也不小。所以，此后的改革，要如习主席所言，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
二是要继续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考虑在经济周期的恰当位置和时机选择改革的突破点。特别是要充分考量广大群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而不是政府的承受能力，不能让改革的代价更多地由弱势群体来承担。强势利益集团需要给社会必要的利益让渡，需要给弱势群体更多的利益补偿。这不是搞均贫富利济天下，而是要着力机会公平，促进民富民强。
三是改革切莫瞻前顾后、畏葸不前。改革的确如逆水行舟，只能进不能退。改革要让广大人民受益。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收益，还是要让人民参与，要始终尊重人民的选择，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是那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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