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今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可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如何有效协调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付出的政治成本有较为充分的估计和准备，是有效避免改革的路径与执行在某种利益怪圈下的作用下“跑偏”，甚至因某个环节出现差错导致改革蒙受巨大损失，遭到严重挫折的重要环节。
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最大红利
深化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存在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贪腐现象严重，利益集团日趋做大，都严重超出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很好厘清，垄断现象严重存在，环境污染严重，也正在腐蚀经济发展的动力。上述经济社会问题如果不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有可能因失去动力源泉而陷入停滞和倒退。
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明显上升，增加了民众的爱国心和自豪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他们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同和拥护。在习近平为核心的新领导班子掌握权力以来，积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官场奢侈浪费，严厉打击腐败，取消和下放多项行政审批，设立上海自贸区，在周边外交问题上化被动转为主动，无不取得良好效果，获得民众高度好评，也使民众对新领导班子在改革方面给予厚望。目前，有识之士普遍达成共识：中国深化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只要通过改革，够保证今后五年至十年的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中国就能够较为顺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光荣历史使命。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人类所进行的任何一项社会活动都有效益问题，同时也就有投入成本问题。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期，难度大，阻力多。改革要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付出必要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改革能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更加充分地调动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能，但也要承担引发社会政治动荡的风险。
改革在政治方面必须承担的风险
根据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对外宣示的改革目标，中国的改革将围绕改善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将集中在财税、金融与投资领域，厘清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职责，是改革的主要任务。
在上述改革目标达成过程中，相应的改革红利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但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将集中产生在社会和政治领域。
经济和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一个立足长远的顶层设计。深化改革从长期看，将为中国的发展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短期内，则主要表现在一部分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将在一定程度上遭受损失。打破垄断、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加强生态保护，转变政府职能，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改革举措必然导致某些垄断企业、某些给环境造成较大破坏和污染的低端产业，某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成为重点改变的对象;简政放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则必然使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在这一过程中，改革者付出的政治成本首先表现在心理层面。从长远看，改革无疑将越来越获得人们的普遍的认同和支持，但在改革的效益没有显现的初期阶段，一些重大改革举措则有可能导致部分民众和官员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可、拥护和忠诚的程度的下降。即使从整体上考察，改革必然是一部分人，甚至一大部分人直接受益，但这种收益不一定会直接提升他们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可和拥护程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正当的、早就应该获得的收益，属于迟到的公平，而那些在改革中利益蒙受损失的人，无疑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不满情绪。
政治成本不但有可控制，可预期的，更有不可控制的和不可预期的，而后者的后果更为严重。目前，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政治风险就在于有可能将部分原认可和拥护执政党和政府的人推向反面，他们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添加剂和导火索，具体表现为利益受损的人的反弹行为引起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演化成必须动用武力平息大的社会、政治动荡，从而严重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对今后的工作带来更大困难。
其一，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伤害，但没有获得足够补偿，易于给社会增添的新的不稳定因素。在目前中国社会，基层、底层的百姓在经济上承受改革成本的能力较差，其社会影响力和间接的社会号召力较大较强，但在社会政治动荡中蒙受的损失最小，易于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突破口。在改革中，采取有效举措防止他们采取上访、示威等极端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其二，在简政放权过程中，由于衔接不利，导致社会管理出现空窗期。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部门“革自己的命”。通过改革，减少政府审批，可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权力腐败，但也削弱了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手中的权力，减少了寻租机会。而如相关机构和政府官员心怀消极抵触，“身在曹营心在汉”， 不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及时把工作重点放在“事中事后监管”，从而明显降低公共产品的供给，容易引起民众新的不满情绪，对社会动荡起到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其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他们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公开信息，扩大政治参与方面有了新的理念。改革的宗旨在于更加广泛地调动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客观上必然带来社会力量、民间力量的增大，以及个人独立自主能力的提升。这一方面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增加了新的活力，也相应地导致他们政治诉求和社会诉求增多，从而更容易接受西方世界所谓的自由民主思想，响应某些人不切实际的错误主张。
必须为经济体制改革画出政治红线
就目前情况看，改革已经成为必须咬紧牙关闯过的难关。这就要求改革者必须有百折不挠的信心与决心，顶住压力，绝不能半途而废。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另一方面，改革又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设计，把各种突发情况考虑周全，往好处努力，但也要往坏处准备。因此，习近平强调，改革“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改革的承诺做到言而有信，宁肯经济上蒙受较大损失，也要最大限度地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信赖。而如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让民众看不到希望和信心，感到自己生活缺乏预期的稳定性，改革无疑很难以做到把不可控、不可预测的风险和成本转化为可控的、可预测的风险与成本。
为从根本上杜绝“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情况的发生，习主席为中国改革划出一条底线：“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改革必须在执政党领导下有序推进，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所谓“颠覆性的错误”，就是放松了对各种不良思想和思潮的有效控制，听任一些政治素质低、学术修养差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及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所欲为，以“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为旗号推行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在改革的关键时刻破坏社会认同和共识，挑起严重思想混乱，甚至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乱，将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大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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