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两个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一个是当日下午，在领导人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中，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讲话;第二个是当日傍晚，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闭幕式上，题为《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讲话。
中国将开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
习近平的《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讲话，文如题名，主要侧重谈：为应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亚太国家要加强协作，维护和推进亚太经济的开放合作格局，避免贸易保护主义。但其中一个小点提到，要“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并且直言，“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这句话被广泛视作全面深化改革前的一种决心的和准备。
在傍晚《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讲话中，习近平除了谈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对亚太经济合作的建议，大量篇幅论述的是中国将要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对改革困难、改革勇气和改革的稳妥性进行了较上一讲话更为详细的阐述。如他谈到，“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对比过去几年国家领导人在这个场合的发言可以发现，如此大篇幅、如此直接地论述全面深化改革是绝无仅有的。过去几年，中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讲话论及改革的，一般都是侧重谈国际金融领域的改革、国际经济合作的改革，当然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后说给其他国家听的。而论及中国自身改革的，一般只是零散地提到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或者一般性的论及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鲜有提及要全面深化改革的。自然，论及全面深化改革困难巨大，需要莫大的勇气的更为少见。
事实上，自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之后，习近平已经多次在国内外表态要全面深化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
从国内发言看，最早是在去年12月去广东考察时，刚刚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一职的习近平就提出，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当时他就谈及，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之后在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于湖北调研全面深化改革相关问题，听取深化改革意见和建议时，又一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一系列矛盾和挑战的关键。
从国外发言看，在今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就谈到，“我们正在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研究，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体制改革”。
可以说，此次亚太经合组织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是十八大以来他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强调，同时也是三中全会临近之际再一次发声国际社会，表示中国将要开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
习近平亚太讲话是国际版的“南巡讲话”
去年12月习近平到广东进行考察时，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这是“新南巡”，即将其主政后迅即对广东的考察，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进行对比。如果这一类比有可取性，那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舞台的讲话则是国际版的“南巡讲话”。或者说，是中国即将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国际社会吹风会。
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在计划派回潮之际，市场化改革出现摇摆之时。在当时的1986年，国务院本计划进行经济体制配套整体改革，但是后来临时转为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1988年又转向价格改革，而后出现改革波动。而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开始确立，整体改革随即启动。当然，那时邓小平并不具有在国际社会讲话的良好条件，并且由于冷战刚刚结束，在国际社会讲话对国内并不具有大的现实意义。
而当前，一方面，虽然经济改革已经进行30多年，但由于一些基本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与已有的行政命令传统相结合后，反而对社会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出现所谓“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的称谓。社会处在一个固化在过渡阶段和继续改革前行的中间节点。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自90年代加速发展至今，已经有将近二十年，中国和国际、亚太的紧密联系今非昔比。在国际舞台上表态中国将启动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能真正起到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效果。因此，虽然说目前是否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似乎并非如1992年是否要继续市场化改革那么摇摆不定，但是习近平主席在亚太以及其他国际场合的讲话，仍然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有较大相似性，同时又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
此次习近平亚太讲话，直言要为改革做好付出成本的准备，并且一再提及改革任务艰巨，需要有涉险过滩的勇气。这一陈述事实上已经十分直白。过去三十年，虽然社会实干家们——特别是一些政治家和企业家——对于重新释放社会活力作用巨大，但是改革的成本实际上主要是由农民、中小型国企下岗职工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因为这部分群体的弱势，使得一方面改革得以不平衡分配方式不断推进;另一方面，社会能够持续保持稳定。而当前，所谓既得利益群体已经足够对改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将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而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将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大大超过以往。
在《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也即，一切改革要处在改革方案领导之下，处在改革方案谋划之中，处在可控之地;既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同时又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持续。无论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不稳定因素，还是来自于弱势群体民众的不稳定因素，都必然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所警惕的。
一方面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另一方面是有待深化改革以获得倾斜支持的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因此，深化改革方案执行者作为一个领导者，至少面临三方面的严苛约束。一个是要保证自身的不偏倚，特别是不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渗透;第二个是要让既得利益集团接受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不阻碍改革、不打改革折扣;第三个是要让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接受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特别是接受方案的推进进度和推进深度。前两者对改革能否真正全面、深化产生直接影响，而后者对能否保持社会稳定产生直接影响。在三个约束下实现改革的推进，这对全面深化改革方案执行者的超然性和执行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将重在制度建设
中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从两条线进行审视，一个是增量改革，即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包括乡镇企业的崛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是存量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国有银行为主的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
但是，过去三十年，虽然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成效显著，但是如邓小平评价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评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明权是农民的”，政府在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举措多仅仅是放开不当管制，承认农民的经济创造力和创造成果，并不具有太多的直接改革成绩。而国有经济的领域改革，更多地能体现政府改革的主动性、技术性以及政策成绩。但国有企业最主要的改革成绩是1997以来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建国后，虽曾多次尝试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是不是掉入行政放权、收权的死循环，就是落到国有企业难以兼容市场经营活力、市场经济约束和服从行政命令的陷阱。
此次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不能再简单靠放开不当管制，也不可能靠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就能实现，更需要政府部门改革举措的主动性和技术性，需要在多个领域进行实质性的制度建设。将过去碎片化的放开型改革转向整体性的收拢型改革，从“拆房子”式脱离一个旧经济体制，向“建房子”式进入一个新经济体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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