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7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讲话，指出，“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这一论述不但充分表达了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而且，改革成本论的提出也作为习近平改革理论的新观点，赋予国内社会各阶层以改革取向的深入思考和热烈讨论。
全面深化改革决心的坚定宣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面临着继续书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这一重要论述，向全党清晰地亮出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思路。在担任总书记后，习近平第一次到地方调研之所以选择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其用意也在于此。
改革之路从无坦途。发端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以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正是预见到了改革道路的曲折艰难，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6年9月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提问时明确指出：“我们正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赶快改，小错误不能变成大错误。”
只要稍加反思就不难发现，摆在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面前的形势和改革任务异常严峻而艰巨。概括起来说，改革不能回避以下三大课题。一是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为物质财富的获得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有些成本是我们本应避免付出的代价，大自然的过度支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渐趋紧张。二是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部分成员的弱势经济和社会地位和部分社会成员依托权力和资本获得的强势经济和社会地位之间，展现出鲜明的两极。刘欢的那首《从头再来》所唱出的“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极其形象地揭示了中下层民众的内心不平与不甘。三是精神文化领域的消极现象。改革当然要重视物质财富的积累，但也需要重视精神财富的积累。30多年来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甚嚣尘上，已然成为改革开放的消极结果，悄悄侵害着社会的肌体。正如一哲学学者指出的，“我国精神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是一种代价，但不是无足轻重的代价。”
从总体上说，改革一路走来，成就辉煌，成本高昂，代价巨大。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削弱，不确定性增强。邓小平在晚年也承认，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大量事实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书写得更精彩，首先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显然，这一论述表达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破釜沉舟的勇气、意志和决心。
习近平改革理论的新思考
仅仅半年多时间里，习近平围绕改革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方向论。在2012年11月30日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就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搞好顶层设计，及时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坚持整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相结合，大胆探索，务求实效。改革方向论的提出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二是全面改革论。2012年12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邓小平曾深刻论述了党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从这一意义上，习近平的反腐、节约、整风，事实上已经奏响全面改革的先声。
三是改革主体论。作为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人民群众，必然性地成为改革的主体力量。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果说上述几点主要从宏观层面论述的话，那么，习近平7月23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的讲话，就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原则主张。这些原则主张主要包括：
第一，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第三，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改革成本论作为一个新的理论闪光点，纳入习近平改革理论的基本框架。一些人往往将成本与代价等同使用，其实，成本与代价虽然是一对高度相关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成本原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如今已经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当成本的付出放在社会发展的框架内对其进行不合理的评判时，成本就具有了代价的意义。
改革成本论的具体阐释和讨论可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成本付出必要性的问题。改革过程中自然会出现成本付出的问题，若想不付出成本获得发展与进步，是一件在现实中很难做到的事情，因而改革成本的付出具有不可避免性。
二是何谓必要成本的问题。必要成本是针对不必要成本而言的。价值偏离和主观失误是导致不必要成本付出的两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社会政策的滞后，就导致了大量不必要的成本产生。当前改革的着力点，就是一方面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化解既得利益者由于掌握特殊的资源而形成的阻力，另一方面为中下层社会民众提供越来越多的享受发展成果的机会和条件，化解由于社会不平等而产生的部分社会民众的相对被剥夺心理。这些努力所支付的成本就是改革的必要成本。
三是30多年来，谁是改革成本的最大承担者?当然是广大中下层劳动群众。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所谓“把改革的力度和群众的承受程度结合起来”的话语，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现实合理性。如果当下仍然用改革总是要付出成本、总是要付出代价，来安慰已经为改革付出巨大代价的中下层劳动群众的话，那么，群众对于这样的安慰肯定会毅然决然地说“不”。
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考量
未来的十年无疑是极端关键的十年。自1992年中共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起，大体上已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为第一个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阶段。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年了，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阶段。2013年到2022年，可以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阶段。期待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经过10年的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折射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后思想意识领域的深刻分化和对立，其实质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邓小平说过，我们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当前改革遭遇的问题虽然众多复杂，但都归属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框架之中。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又一次开启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第三个历史阶段开启之际，当初扯起改革的旗帜就一路凯歌的日子已经不复再来。完善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是树立正确的问题意识的问题。在问题意识的确立和把握上，第一个层次是发现真问题，第二个层次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两个层次的探索都需要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换言之，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必须坚持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统一性。当前切忌以市场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等科学和真理为借口来排斥社会主义的价值尺度。进一步而言，改革首先要解决的究竟是为了谁的问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一些社会民众已经不再盲目崇信改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一些人所鼓吹和倡导的改革不仅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反而以部分中下层社会民众相对被剥夺为代价。由此，在改革的问题意识上出现的阶层分野就不难理解了。
改革诚然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并且，经济实践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制约市场经济优势发挥之处需要加以清理，但是，对于市场和现代化一般规律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社会主义价值的偏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是一个融合了社会主义价值在内的实践过程，从价值到制度能否实现良好的转化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较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性和优越性能否得以实现。因此，一项同样具有前提性意义的工作是把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自的特殊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国外学者的观点值得尊重。前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不破哲三曾经善意提醒中共，如果不在市场经济中迷失社会主义的方向，国家必须牢牢地占据制高点，即必须将工业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绝大部分控制在社会主义手中，以便它能确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尼•波波夫指出，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经济生活关系，不可能简单地取缔，重要的是使其具有社会主义的精髓。
中共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和特色所在。改革当然要荡涤权力和资本结合的土壤，但绝非以所谓“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终极目标”。如果只停留在这一目标层次，那么，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必将依然存在而且有恶化的可能。
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看来，改革并不意味着风险的清除，反而使改革与革命关系的凸显。而关键的原因在于，迎合不同阶级的改革，与改革的催化剂意义和替代物意义有关。应该说，这一论述所提供的分析方法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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