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应减持美国国债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外国债权人，持有未清偿美国国债的大约8%。中国大多数网民和舆论引导者对美国的预算纠纷不甚了了，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明白，美国政府一贯出于本国利益参与世界经济游戏。
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债如此感兴趣，唯一的解释在于中美关系。中国持有巨额美国国债，既构成了一种“人质”情形，也是一件把全球两大经济体捆绑在一起的工具。这的确是一种微妙的政治经济平衡，而如果美国政治形势导致现实的违约威胁，这种平衡将很快崩溃。即使美国能够避免违约的灾难，这种不确定性重复出现的潜在可能性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保证中国政府能够顶住国内压力，尤其是来自呼吁多元化投资、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的经济学家们的压力。中国官方可能不得不屈从于国内压力，转而仿效日本的做法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日本号称是美国在亚洲的最铁杆盟友，但日本已开始减持美国国债。我们不知道长远政治逻辑还能压倒经济逻辑多久。
联合早报：从“政治科普片”看国际政治营销
中国领导人首次公开以卡通形象出现，不仅赢得了国内网民的热捧，在国际社会的媒体传播平台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从画面制作的角度来看，该片草根特征明显，但从选题、内容到表达方式，可以看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方面回答了世界对当前中国政治的诸多疑虑，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形式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外所形成的对中国领导人的刻板印象，提升了对中国政治以及领导人产生制度的认知。这种举重若轻的手法相当娴熟老道，充分体现了国际政治营销的理念。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有效的国际政治营销是提升国家形象、拓展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一个国家是否有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是否具有前瞻性的对外战略，是否有着完善的预警安全机制等等，不是靠“自说自话”。要想解构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片面解读，在潜移默化中增加西方社会知华派的数量，就必须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用国际社会喜闻乐见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展现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
学习时报：典型为什么会变成形式主义
典型之所以有力量，全在于它是群众创新精神的体现，是靠民智、民力打造出来的。领导的责任主要是发现、总结，把群众经验系统化、条理化，使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抓典型的过程中，启发、引导、帮扶是必要的，但是短时期内，集中人、财、物力，突击办面上学不了的点，所能看到的就只是领导的意旨，公权的运用，很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从执行层面看，典型的操作，由于包办代替，而失去了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原味。
“典型引路”原本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但如果没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不从世界观、历史观的高度转变思想，就会“老办法不灵”。认真地搞形式主义，表明形式主义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思维定式，这就尤为可怕。非下大力，难以扭转。
新京报：养老“并轨”改革不宜再拖
中国目前养老制度很不合理，存在着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金等制度的不同。养老“并轨”改革是养老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关键，民众盼望多年，舆论呼吁多年，可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并轨”，这个问题似乎仍然难有准确的答案。
从过去养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在养老“并轨”这样的问题上，固然要拿出成熟的方案，设计出现实可行的路径，但是，也应该用勇气和智慧，以实现改革的突破。养老“并轨”改革，时机不容继续拖延。人口拐点即将到来，现在不改，将来改革的压力更大，而且，国企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其资产和利润正好可以用来充实养老“并轨”等改革所需资金。养老“并轨”关系社会公平，也是养老制度的基石。希望，此轮养老改革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开更大步伐，让民众看到，养老金“并轨”的具体步骤，以及最终“并轨”的时间表。
大公网：中共敏感人物如何“复出”
随着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活动的进行，中共历史上一位颇为敏感的人物——高岗——也开始出现在媒体上。在央视播出的《习仲勋》纪录片中，高岗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共历史上有诸多敏感人物，而随着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迁，这些敏感人物也在逐步“脱敏”。而脱敏之路也颇有特色。
中共对于党内曾经的敏感人物“脱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放松对于民间纪念活动管制是第一步，这样才能逐步涵养民间呼声，这些呼声在必要时刻会成为修复的推力。另一层面，对于领导人的党内评价也可视为一个观察的管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内对于一些人物的历史评价也会逐步变化。此外，能否允许其传记出版，由什么样的出版社出版都是可以参考的风向标。而每逢五周年或者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则视为修复闯关的最后一关。一旦中共出面为敏感人物举行座谈会，那么最后一道闸门就算是打开了。公开讨论这些人物也会成为一件毫无禁忌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法定的“带薪休假”为何推不动
在法律层面上，中国职工带薪年休假是有明确保障的。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实施六年来未能得到有力贯彻，从表面来看，一是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二是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各级劳动监察部门、工会组织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缺乏为劳动者争取福利待遇的主动性和服务意识;与此同时，执法部门监管明显不到位，尽管《条例》规定了处罚措施，但实施多年来我们基本没看到有用人单位因不落实带薪休假受到处罚。
从深层次来看，这一问题实际上反映出当前企业经营行为的不规范、资方对劳动者权益的不尊重以及各方面法律意识的淡薄;将集中调休作为长假供给的唯一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过多干预和不精细，实际上也是中国当前深化改革所面临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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