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预定和其他英国记者一起，参加在中国的一个新媒体研讨会，但是首先我需要拿到签证。左等右等，签证怎么也不来。签证官告诉我，我被拒绝入境，原因是没有符合要求的邀请函，可我的邀请函和其他与会人员没有区别。
我为何被拒签?我想了想，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当局不喜欢我的经历。过去三年，我和一个年轻的中国记者一起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新闻审查的书。去年，我们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新闻审查正变得更加严格，被解雇的记者人数上升。他们中最著名的“揭黑记者”王克勤两度离职报社，一次在2011年，另一次在今年2月。我们认为，至少部分的深度调查写作现在处于被抑制的状态。
虽然说我因此被拒签有点草率，而且有可能看起来是在自我“炫耀”——在西方记者圈里，这种事情是令人骄傲的。不管怎么说，中国目前对言论的控制已经比去年要更严格。新媒体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现在它和主流媒体一样，也受到监管和控制。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说，试图控制互联网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徒劳)，但中国做到了。据报道，有超过200万的互联网监管者扫描着中国7亿网民在网上的作为，还有很多“五毛党”为政府发布正面信息。艺术家艾未未曾经接触过一名“五毛党”，他说每天都会收到一封来自政府互联网宣传办公室的邮件，指示“引导”网民的方向，模糊网民的关注焦点，或者煽动某些舆论。
中国的新浪微博——相当于国外的“Twitter”，现在有5亿账户，一些影响力较大的账户已经遭到警告。比如薛蛮子，因为“聚众淫乱”的罪名被捕，可他在电视里的道歉却是因为“不负责任地传播网络信息。”北京记者北骄(音译)总结道，“对微博的控制正在加强，记者在发布重要消息的时候也越来越谨慎。”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肖强(音译)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这仅是加强言论控制的开始，当局将会更加严厉，目标将针对在公共领域有很大影响力的人。”
虽然中国高层政治动态仍不透明，但知情评论人士相信，习近平和他的幕僚在控制社会各个方面有强烈的倾向。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社论，作者是现任总编辑杨振武。该社论是对习近平在8月的讲话的解读。文章反复强调媒体“由政治家运作”的必要性，所有的媒体都必须在党的指挥下运作，“巩固和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和舆论。”
对“政治家办报”的重提——虽然杨振武没有直接说，曾经在50年代引发争论，当时共产党正着手于巩固其地位。毛泽东否定了“知识分子办报”的主张，对他来说，媒体是党的延伸部分。给大众传递什么信息，如何激发大众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在《人民日报》的评论中，强调“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必须明确地贯彻团结、稳定的政策，将正面宣传置于第一位。”正如薛蛮子所说，“自由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现在的法律正是限制言论自由。
中国领导人对地缘政治图景进行了观察，发现西方的衰落显而易见。西方衰落不仅因为经济危机，也由于新闻自由。新闻业，加之其披露英、美等国进行的大规模监视活动，已经削弱了该国的公信力。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种情况只会指向一种结论：不要让记者获得真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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