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当一名26岁的年轻女性被卡在人行道护栏中间的时候，周围有很多围观的中国人，他们做的就只有一件事：袖手旁观。
安全监视录像显示，有超过12个人在这个女性旁边呆呆地看着，然后照相。而这名女子绝望地卡在北京人来人往的大街上30分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终于，最后有人打电话叫来警察，把女子救出来之后送往医院，可为时已晚，医生宣布该名女子脑死亡。
这是又一起冷漠旁观的案例。去年，在上海，一位年迈的老妇人摔倒，也有很多人围观并拍照，可没有人施以援手。最后，一个外国女性站出来帮助了这名老妇人，并斥责围观的人。这一事件引发了一些中国人反思：为什么国人如此冷漠，不愿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次北京的事件又再次引发相同的热议。
《大西洋月刊》的James Fallows写道，“每个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听说过，中国人如何习惯性地避开其他人的不幸，不去帮助那些在公共场合陷入麻烦的人。”
中国式围观者的问题很普遍，也很复杂，不同的人对此说法不同。最普遍的说法可能是“少管闲事。”这话指不要干涉他人，也指不要帮助他人。记者张丽佳(音译)对此分析道：“在我看来，‘少管闲事’意味着不要卷入和自己不相关的事情。在中国文化中，缺少对陌生人的关注意愿。我们会对与自己有关系的表示出友善，比如家人、朋友、生意伙伴，但不会关注陌生人，尤其是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这种说法得到普遍的认同，尤其是关注中国的西方人。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地方的是，为什么中国家长会向孩子灌输这种思想。有一种看法是，儒家思想里“服从”的观念很普遍，作为保守的社会作风的一部分，已经在中国存在上千年。虽然日本和韩国也受儒家文化影响，但“坐上旁观”的问题没那么严重。
也许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是，中国由来已久的紧张的资源争夺历史。中国历经了几个世纪的饥荒和政治动荡，“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去的人数上百万，之后又是十年文革。文革之中，甚至家庭成员都互相反目。
这其中隐含的道理可能是，人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意识超过了相互扶持。社会学家们早就发现，如果基本资源匮乏，或者生存更具竞争性，人们将会比较自私，而且展现出更多反社会的行为。
第三种常见的理论是，1949年之后，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导向，并不利于培养热心助人。毛泽东强调对党的绝对忠诚，而自从1992年之后，中国开始经济改革，经济成功又高于一切。
最后一种解释经常出现在中国国内，就是害怕被人倒打一耙。2006年，一个南京小伙子彭宇帮助一名被车撞倒的老人。谁料老人后来起诉彭宇，彭宇被判赔偿老人很大一部分医药费——这就是“少管闲事”的典型案例。这个故事在中国媒体上反复被提及。只要一有袖手旁观的事件，这个故事就会出现一次。但很少有媒体提及的是，彭宇之所以会被判赔偿，是因警察认定他先将老人推倒在地。
一些中国人也用 Kitty Genovese的案例，来反驳中国旁观者很冷漠。kitty Genovese案例一直被视为“旁观者效应”的经典案例。“旁观者效应”是指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他们认为，“责任分散”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并不只是在中国。Kitty Genovese案件是1964年纽约的一起谋杀案，当时有许多旁观者看到案件，但没有人帮忙。但是该案件很有可能是个虚构的案件。经过多方调查，已经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该案件是个虚构的。
可中国的那些案件，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的冷眼旁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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