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为提高汇率的市场化水平，中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进入渐进的小幅升值通道，目前则稳居在“6”的区间。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因而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就被普遍简化理解为人民币汇率升值。相比之下，自2007年起，除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外，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断攀升，尤其2011年CPI同比上涨达到了5.4%，导致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升值，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国内实际购买力下降，这就产生所谓的人民币“内贬外升”现象。尽管在宏观调控下，近两年CPI涨幅明显回落，但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渐高的对照下，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根据购买力平价假说理论，汇率取决于本国与他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这意味着，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变动方向应是一致的。然而，中国却出现了人民币价值的“内贬外升”现象，那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外升值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多年来一直在8%的水平之上。即便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对经济增速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最近高度重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主动调降经济增速，如2013年的目标是7.5%，但中国仍是世界上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这也使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充足提高。目前，就GDP总量而言，中国已排在美国之后，名列世界第二。各国货币的强与弱，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人民币汇率近些年呈现的持续升值趋势，其背后正是由中国经济实力逐渐提升做支撑的。
中国经济实力从对外贸易上就可略见一斑。世界贸易组织今年4月发表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额排名第二，仅比美国少150亿美元;而货物出口贸易额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在全球贸易占比中超过10%的国家中，除了美国，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强劲势头，为中国赚取了巨额贸易顺差。尽管在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的政策引导下，中国正逐步减少对外需的依赖，2012年贸易顺差还是高达2311亿美元，同比扩大48.1%。这样庞大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经常项目顺差，无疑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升值的压力。
同时，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之长期以来社会安定、政治稳定，投资环境良好、市场需求庞大，利率较高以及经济发展前景乐观，由此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不仅有着眼于实体经济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纯粹以投机盈利为目的的国外游资流入。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外资进入，都使中国资本项目也出现顺差。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直接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猛增。据央行年初公布的“201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是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3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这么巨量的外汇储备，固然体现了中国经济实力，却也给人民币带来实实在在的对外升值压力。
当然，人民币对外升值，也不完全是经济因素所致，还包含了一定的政治因素。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因中国是其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常常以解决贸易失衡为借口，在主动放任美元贬值的同时，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此达到减少中国贸易顺差，促进本国出口的、减少贸易赤字、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在美国的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也时不时随声附和。就连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亦从本国利益出发，要求人民币尽快大幅度升值。
通货膨胀：人民币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
近几年中国CPI上涨的原因，或者说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与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4万亿的投资振兴计划和新增信贷9.6万亿，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加快。除了这种出于刺激经济增长目的而主动增加货币供应，还有不得已的被动为之问题。近些年外汇储备越积越多，在现行银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占款迫使央行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同时，为缓解人民币对外升值压力，央行不得不向市场投放更多的人民币。由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才刚起步，还称不上是国际主要货币，因此大量的人民币主要在国内流通。在主动与被动增加货币供应的情形下，2009年末和2010年末，货币和准货币(M2)供应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7.7%和19.7%，高于GDP增长率，造成流动性过剩，导致CPI在2010年和2011年同比分别上涨5.4%和3.3%。
中国的通货膨胀，也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有相当关系。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对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能源和基础性原材料的需求有增无减，必须靠大量进口才能满足需求。然而，这些大宗商品基本上是以美元定价和结算，而且美国还掌握了不小的定价权。美国为恢复经济景气而实行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既造成美元贬值，也使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与国内CPI高度相关，它的上涨不仅增加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还通过传导机制，连带导致各种产品价格提高，最终带来CPI上升。在现有的国际大宗商品交易格局下，中国对这些商品进口的依赖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其价格上涨传导的压力，从而形成输入型加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事实上，中国近几年的通货膨胀压力，其输入型加成本推动型的特点十分明显。
CPI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所以CPI上涨，普通百姓都有着十分直观的感受。在CPI涨幅中，食品类价格上涨往往是最大的，也是最敏感的。2010年食品类价格上涨7.2%，2011年上涨达到9.1%，这里既有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所致，也不排除近年来农产品市场金融化、不少国内游资炒作部分农产品推高了价格，如2010年2、3季度，土豆、大蒜、绿豆轮番涨价，此外全球性粮食减产、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关系趋紧也会对中国农产品价格形成上涨压力。无论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所导致的CPI上涨都毫无例外地冲击着普通百姓的心理承受力，一旦超过一定限度，面对收入增长达不到预期、存款利率低于CPI涨幅、某些商品的绝对价格或支出与收入占比的相对价格甚至都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日常生活开支又不断见涨，普通百姓自然会从切身感受出发，得出人民币购买力下降的判断，即人民币对内贬值。
货币内贬外升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
现实中，一国货币的对内购买力与其对外汇率并不是如购买力平价假说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始终保持一致。由于供求、利率、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价格体系以及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在政府政策的有意识干预下，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可能发生较大幅度的偏离，这种现象不仅中国存在，其他国家也有。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运行中就出现高通胀、高利率、高汇率的“三高”并存状况;80年代中期英国则经历了英镑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反差;日本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一方面对美元大幅升值，另一方面因日本国内物价涨幅较高而导致对内贬值。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印度、韩国等，在前些年也都有本币内贬外升的类似经历。
至于中国，人民币内贬外升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率较高时也曾发生过。可见，若一国的通货膨胀率较高，就很可能发生货币内贬外升现象，只不过是货币内外价值背离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因各国国情不同而会有所差异。从这点上看，解决人民币内贬外升问题，首要的是防止通货膨胀率过高。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之成为重要的国际交易和结算货币，一定程度上能将通货膨胀压力释放出去;同时，着力打造能源、基础性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进口的国际供应链条，力争定价的话语权，并扩大生活必需品进口，将有助于缓解输入型加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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