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经济现象,人民币对外(主要对美元)呈坚挺的升值走势。而与此同时,国内物价的快速上涨,又让人明显感到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在下降。人民币的生态环境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艰难过,人民币所蒙受的考验,从来没有如此严酷过。人民币不得不在对外升值、而又对内贬值中两线作战、腹背受敌。
人民币“外升内降”的现象
其实,不仅是中国,几乎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普遍存在着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的升值压力很大,但其国内购买力却越来越贬值的经济现象。这种背离现象的典型表现是:一方面本币对美元、欧元、日元等西方国家货币大幅度升值,热钱不断地涌入,但却不敢或不能有效地阻止热钱的进入,更不敢大幅度升息,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另一方面,就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犹豫和纠结之时,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又来了,资产的价格在“升值”,购买资产的货币却在贬值。
那么,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一方面,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产生于共同的经济体制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使中国迅速积累起大量外汇储备,逐渐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还造成了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而过剩的流动性则是中国消费物价上涨及资产价格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人民币对外升值,尤其是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升值预期也是引起资产价格急剧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近31%,平均每年升值约5%;同时,从2005年初至2012年初,CPI年度同比涨幅累加值高达22.2%,也即意味着近年来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贬值了22.2%,如果考虑资产领域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幅度将更大。
人民币“外升内降”的现象既有经济体制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既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也是国内经济运行及政策选择的结果。更具体地说,人民币“外升内降”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现行的汇率制度、国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货币现象。作为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人民币“外升内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寻求破解之道势在必行。
独立的货币政策是关键
根据中国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97.42万亿元,而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1.9万亿元,M2与GDP之比接近190%。面对货币政策失衡、本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的局面,需要谨慎对待的并非只是升值本身,更值得关注的应当是在升值过程中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目标和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当局妥善处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将影响到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在货币面临升值压力时,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关重要。如果货币政策疲于应对升值的压力,很可能加大国内通货膨胀尤其是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加大经济波动和造成金融市场动荡。当然,虽然中国目前如日本和德国当年那样,面临着由于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引致的货币升值压力,但是,日本和德国货币当局都是在资本项目开放、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实施货币政策,因而不得不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浮动汇率之间作出抉择,而中国目前仍实行资本项目管制,这是中国在人民币实际升值及升值预期长期存在的条件下制定货币政策的优势所在。
在资本自由流动下,要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货币当局不得不允许本国货币汇率自由浮动,否则,就将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近几年来,为分流日益膨胀的流动性,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扩大资本项目开放。但如若对资本项目开放进程把握不好,则会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中国还需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监控和配套措施的制定,如目前,就应加强对QFII、QDII资金流动的监控,在完善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开放港股直通车。同时,高度重视物价上涨、房市价格日益膨胀给经济造成的长期损害及其对银行部门形成的风险,充分认识股市泡沫膨胀的必然性,从根本上改进制度设计,以消除泡沫形成和膨胀的制度基础。$nextpage$
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理体制
解决人民币内外价值背离的根本还在于完善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建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区,放松对外汇浮动幅度的限制,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促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科学化、合理化。
面对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困境,在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方面,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选择可以从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度入手,改革为自愿结售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还应先增加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的日波动幅度可以逐渐放宽到上下0.8%到1%的范围,并逐渐过渡到汇率的自由浮动。
增加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和灵活性不仅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对外价格合理性,而且也利于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强汇率形成机制的透明度,增加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而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应根据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逐步将强制结售汇制过渡到自愿结售汇制度,由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民间分散外汇转变,同时进一步放宽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度,直至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
在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方面,近期可通过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变外汇资产储备为战略资源储备,有选择地利用外资等方式,有意识地缩小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的压力;中长期要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的问题,实施兼顾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完善经济政策体系,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步伐,促使国内外市场有机衔接。应对“人民币价值之谜”的策略是逐步消除国内经济失衡、积极应对世界经济失衡、使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转变为真正的双向浮动,在这个过程中互补效应将逐渐减小,最终实现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综合表现为人民币升值与通胀的此消彼长的阶段。
减少外贸依存度,依靠内需发展经济
造成人民币外升内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必然促使对外贸易的失衡。
一方面,中国应千方百计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控制出口规模,但这不是说要靠行政措施来进行出口管制,而是要通过制度改进使出口产品承担它应当承担但目前却被忽略或未计入的成本,比如环境损害成本、资源合理定价后的增量成本、劳动保护成本等涉及社会福利的成本,不能再重新上演赚了外汇、污了环境、伤了工人的悲剧了,这种外汇少赚甚至不赚都要好些。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藏富于民,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鼓励企业“走出去”,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严格控制信贷规模
优化信贷结构,保持经济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当前,要特别注重加强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农业和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求,严格控制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在工作中,既要使政策保持一定的力度,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稳定物价水平,有效管理通胀预期;既要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更要促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同时,要加大对小企业和个体创业者的信贷支持力度,落实小企业信贷的财税优惠政策,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带动收入持续增长,为扩大消费打下坚实基础。
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贷款风险。贷款投放难就难在“适度”,不足不行,过了也不行,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今年的重点是,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同时,逐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和自身资本充足为条件,严格资本约束,科学处理资本质量、信贷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控制信贷非理性增长,防止季度、月度间的异常波动。同时,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要求,真正树立“实贷实付”理念,强化信贷发放全流程管理,坚持贷款生命周期与企业关键生命周期相匹配,信贷进入和退出与企业有效现金流相匹配,实现信贷的合理投放。
改善国内市场环境
良好的国内市场环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改善国内市场环境是解决人民币“外升内降”困境的必然选择。
首先,应该改革行政体制甚至政治体制,大大降低强制加于经济品的制度性成本,增加重要经济品诸如房产教育医疗等的有效供应。抑制财政收入与支出,严格监督与控制公权消费。事实上公权消费是最浪费资源的,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其次,加强对产业调整升级与创新的支持,包括税收的减轻和金融的支持,现在应是大量放水养鱼而不是竭泽而渔的时候了,特别是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因为从本质上而言,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的公司的资本生殖能力是难以与民营企业相提并论的。
再次,中国应将汇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为不同的目标制定相互独立且有效的政策工具,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运用支出调整政策,调节内部均衡,同时运用支出转换政策调整总需求的内部结构,使总需求的构成在国内吸收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通货膨胀与人民币升值并存,通过适时运用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包括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政策工具的创新等,可以有效协调管理货币政策和汇率的冲突。
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入, 保证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今年国内通货膨胀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上游产品的供应不足。但这些看似偶然,其实却是必然。如不注意,今后可能会出现其他某种农产品或原材料的供应不足。所以,政府必须在前几年免除农业税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对一些直接关乎国民生活的产品(包括粮食)予以必要的补贴,确保供应充足。同时,应当适当放宽中国企业和居民海外投资的限制,鼓励其到海外投资。
欲消除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现象,除了上述策略之外。面对滚滚而来的国际热钱,政府还必须继续强化对热钱流入的监管,控制货币发行量,同时适当放宽中国企业和居民海外投资的限制,鼓励中国企业和居民到海外投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同时也需要学习外国的市场经济模式、经验,不仅要学习他们的战略、策略和技巧,更应该学会理性看待和分析问题、想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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