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官员企业兼职破坏市场秩序
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或任职，混淆了领导干部和企业高管这两种不同身份的界限，使党政机关的形象出现了扭曲。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任职，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是正面的，特别是一些兼职干部“两头占”的情况更是为一些腐败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领导干部队伍中也产生了思想混乱。
从严管理党政领导从机关到企业兼职任职，除了能够端正党风、政风外，对于理顺中国目前的经济秩序也有重要意义。领导干部直接到企业任职，虽然确实可起到帮助企业发展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来自权力，而不是来自市场。这种对一两个企业的帮助反而会在被帮助企业享受特殊待遇的同时，使其他更多的企业受到来自权力的“隐形打压”。更有甚者，一些在兼职企业领取薪酬甚至占有股权的领导干部，当他所在的企业与其他企业出现经济纠纷时，可以将其权力用于纠纷处理直至干预司法，从而使当地的营商环境遭遇破坏，商人的合法资产无法得到正当的法律保护。
新京报：转基因是否种植应让地方决定
转基因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后一个问题的实质是，人们能否接受转基因。因为人群不同，所以人们的判断和价值取向也就不一样。有的国家这样的问题不够突出，是因为很多事宜，地方就有权决定。美国很多州废除了死刑，也有很多州保留了死刑，这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各种价值选择都有了不同的出口。在转基因问题上，这思路同样可借鉴。事实上，目前，按照我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对转基因的监管是相当严格的。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全国性的转基因大米产业化或许很难形成气候。
将转基因的决定权进一步下放，国家层面只负责转基因生物、食品的安全性审核以及监管等，在此基础上，各地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机构，以及本地民意的征集，而讨论决定，当地是否允许转基因生物研发、生产、销售。打破了“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国家层面也就不必为转基因问题背书，而各地自主决定，也能为各种选择提供出口。
联合早报：记者采访环境可能恶化
广东《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收受他人钱财发表大量失实报道这个案子，经过10月26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全国舆论公审，初步结案。涉案各方，无论各自动机如何，仅凭各自特殊的社会角色——大型媒体、上市公司、公安机关、政府部门等等，就已决定了案子的戏剧性、公共性，以及整个事件的标志性和符号性。愿意不愿意，此案已成社会公案，经此一案，已经很扭曲的中国社会，又将进入新的阶段。
不难预测，在“后陈永洲时代”，中国记者的调查采访环境必将进一步恶化，每当他们希望行使媒体监督之权、意图揭露事件黑幕时，必将遭遇更大的抗拒，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也将进一步下降。不难预测，在“后陈永洲时代”，舆论先行断案、媒体人代替法官、“最高媒体”代行“最高法院”之责这种“中国式判案”模式，还将一再重复，并进一步加强。因为就像是法律上的案例传统一样，舆论上的案例传统也将不断影响未来的判案。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期待中国重大经改措施
定于11月中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很可能将决定今后五到十年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方向。展望未来，国内消费、深层次金融创新与自由化将取代出口和公共领域大型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随着习近平和李克强勾勒出改革路线图，在经济政策领域推行影响深远的改革，他们必须像邓小平当年一样面对巨大的政治阻力。中国各个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要想撼动这个体系绝非易事。政府清楚地了解一系列复杂问题在民众中引发的巨大担忧，例如腐败蔓延以及不断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必将通过习近平和李克强决定的重大改革计划，而这些改革措施将成为两人任期之内的政策核心。考虑到政策执行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挑战，确有理由抱一定怀疑态度。但低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经济和金融改革领域的热情和能力将是一个错误。
大公网：李克强改革布局西部开发
西部地区虽然只占到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GDP总量的15%，但却占到中国版图的72%，是组成中国的主体。西部地区既有陕西、重庆这样发展较好的地区，也有甘肃、贵州等仍存在大量贫穷的省份。但更为人们所感兴趣的，是西部这片广袤土地上蕴藏的巨大潜力和能量。在西部，因为发展与开放的空间巨大，投资与外贸仍然处在探索与开拓的道路上，这给了释放产能和外贸需求，落实各领域改革发展无限的可能性。
在内外两面的助推之下，在全方位的政策环绕下，在高层不断的发声与行动中，西部地区正在从原来的“大后方”和“腹地”，逐渐走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可以肯定的是，西部在中国经济升级版中扮演的角色，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会处于特殊而极其显要的地位。开发开放西部，对于助力中国的全面发展，将是道阻且长的征途，又是必经之路。
南方都市报：废除国企官员行政级别
1984年中国改革进入到进行全面城市改革阶段时，重点之一是推行企业自主权。表面上这仅仅是企业获取自主经营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由承认和确定企业法人地位为前提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中国最为流行的词之一是“法人”，这是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一次变革，从此，人们知道了自然人、法人之间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彼此发生契约关系时是甲方、乙方。确立企业自主权改革并不完善，始终留着尾巴，这个尾巴就是依然保留下了行政级别，企业经济官员有着从科级一直高至部级的等级，从而彼此间的关系就保留了事实上的不平权。
废除国企官员行政级别也就是消除了这个尾巴，其意义非常深刻，不仅将使企业之间关系更趋平等，而且更从政治领域对企业经济官员进行整体调整，进一步界分了行政官员与企业官员，从社会改革而言，则将更推动和深化国民的平权关系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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