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不久前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共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为什么要提出创新立国战略?创新立国战略体系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如何实施创新立国战略?日前，《瞭望中国》记者采访了“创新立国战略”提出者——内地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常修泽教授。
您为什么要提出创新立国战略?
《瞭望中国》：请问您为什么要提出创新立国战略?您是基于国内还是国际怎样的角度审视?能简要分析一下吗?
常修泽：中共十八大前，我有一篇《未来十年中国改革战略探讨》，曾上报决策层。中共十八大后，国家决策层提出了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命题。那么，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是什么?或者说能够凝聚当今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的最大共识是什么?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21世纪的前半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设想，分为两个相互衔接的目标：其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二，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从我研究的“创新立国”角度分析，其内涵也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
《瞭望中国》：站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平台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创新国家”的这个目标，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常修泽：从现代史的角度看，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波大的转型，这就是1949年开启的社会制度转型和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转型”。现在，第二波转型尚不能说已经完成，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预测，一场新的、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转型正在酝酿并将来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成为标记。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和转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和转型，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全面转型。
《瞭望中国》：您如何看待经济转型?
常修泽：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且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国家，加上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受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束缚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经济体制极其僵化，经济发展十分粗放。1978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伟大觉醒”、决定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的。
30年过去了，中国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尴尬，也是一个民族的尴尬。虽然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却是一个“创新小国”。过去30年，中国给外部的一个印象是“世界工厂”，就技术而言，自主创新不足。
对这条“加工大国”(或称“世界工厂”)的道路，我用12个字来概括：确有成绩;代价很大;难以为继。所以，我们必须促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由“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
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和挑战。就国内来说，主要是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迁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资源环境矛盾的进一步显现;就全球来说，主要是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三大潮流。请注意，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这是我与其他论著视角不同的地方。我认为，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人的发展问题。
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人的发展问题
《瞭望中国》：您能解释一下您说的中国人的自身发展有何新情况吗?
常修泽：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人的发展问题。当前，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挑战，首先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及“人口红利”的变化所带来的新情况。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和低要素成本优势将会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人口红利”对加工出口的推动效应将会逐步减弱直至消失。
《瞭望中国》：这是否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相关?
常修泽：相关资料表明：由于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目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经历着急剧的下降过程。200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前一年(2006年)的1491万大幅下降到894万，并可能由此开始单边下降的趋势。据预测，201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开始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加重。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老年抚养比只是缓慢上升，总抚养比持续下降，这使得中国此阶段得以凭借人口红利，在国际竞争中充分享受到低要素成本的优势。但这种格局在未来几年将会发生某种转变。有预测认为，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的趋势，转而逐步上升并呈现加快趋势，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耗尽，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将不复存在。$nextpage$
“加工大国”的路径走不通了
《瞭望中国》：如果说您刚才分析的劳动力格局的变化是一种“远虑”，那么，对“现代化创新国家”来说有没有“近忧”?
常修泽：“近忧”资源环境就是对经济和人的影响。这些日子，你没看到北京的雾霾吗?我10月1～9 日在加拿大，10月16～21日在台湾和香港，环境都比北京好啊。
在现实当中，人类正面临着环境问题(“天”)和资源问题(“地”)的严峻挑战，以及前面我分析的劳动力(“人”)成本变化的挑战。“天”、“地”、“人”三界所出现的诸种新情况、新矛盾，向中国的“加工大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新挑战。
先看“天”(环境)，中国的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近年来，主要的污染物排放处于较高水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再看“地”(资源)，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缺乏的国家。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传统的高加工、高出口格局受到资源约束的矛盾进一步凸显。
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中相当一部分为高度依赖于原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这种产品出口越多，对能源和资源消耗就越大，由此导致对世界市场的资源依赖越强。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不断发生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展开资源之战(包括“矿石战”、“石油战”等)的深层原因。
《瞭望中国》：中国如何与“加工大国”的说再见?
常修泽：探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有四条路线，即：技术创新路线、结构调整路线、政府规制路线、产权运作路线。我认为，在上述四条路线中，技术创新路线是极为重要的路线。正如有识之士所说：“未来属于领先新能源技术的国家。”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挑战
《瞭望中国》：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将对中国的创新带来哪些挑战。
常修泽：讨论中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尤其要重视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是长期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失衡的结果。欧美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如果想从根本上走出危机，就有必要使世界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制衡点。而这种再平衡将对中国的创新带来严峻的挑战。依据最新的资料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挑战。
挑战之一：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
挑战之二：主要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问题日益突出。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外需环境。
挑战之三：发达经济体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和消费者“去杠杆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或许是未来几年对中国外部需求最直接的负向冲击因素。
挑战之四：国际经济衰退引发较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全面创新。从这个角度讲，创新立国是应对新技术革命、全球化挑战，并适应当今世界人的发展潮流的战略举措。
创新立国战略的逻辑构架设计
《瞭望中国》：创新立国战略具体内容是什么?您认为如何在2050年前，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呢?
常修泽：创新立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的是战略性、宏观性和思想性，而不是战术性、微观性和技术性。
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它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它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
它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它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主题是“创新立国”;主线是由“加工大国”向“创新大国”转变。
《瞭望中国》：是不是说，在您的设想中“创新立国”是比“技术自主创新”和“国家层面创新”更广泛、更富有战略性的概念。
常修泽：是的。如果把“创新立国”这一体系比喻成构建一座“大厦”的话，那么，从内在逻辑上说，第一部分相当于大厦的“顶层”，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挑战的高度提出中国创新立国战略;第二个层次从化解加工大国内在矛盾(包括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矛盾以及政策性扭曲的矛盾)的视角提出必须由“加工大国”向“创新大国”战略转型。
第二部分相当于大厦的“横梁”，包括三个“横梁”，重点分析三个层面的创新体系，即：国家层面的创新体系、产业层面的创新体系和企业层面的创新体系。
第三部分相当于大厦的 “立柱”，探讨创新立国战略的体制支撑：第一支柱为创新型人才体制支撑、第二支柱为创新型教育体制支撑、第三支柱为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支撑、第四支柱为迈向“创新大国”的相关配套体制支撑。
创新大国之道如何走法，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国家——如何由加工大国向创新大国战略升级?产业——如何抓住全球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机遇?企业——如何获取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双重红利?个人——如何使自己成为心灵自由放飞的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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