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组织的真理标准讨论已经载入史册，他还倡导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人民日报》1981年4月13日社论《伟大前程与实干精神》曾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进行过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第一个讨论，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真理的标准不是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而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它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第二个讨论，解决了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首位，对于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顺利地进行经济调整，起了应有的作用。”其实，两次讨论的命运并不相同。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长期把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放在国民经济的优先位置，直到70年代末，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温饱都没有解决。这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为短缺经济所困扰。
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接着出任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从1979年初，他就开始酝酿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当时，《人民日报》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胡耀邦提出了几点意见：
“一、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学大庆的主要标志。二、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自己的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条件的要自己动手搞好副食生产，逐步改善大家生活。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反对特殊化，反对走后门，反对当官作老爷。”当年9月，《人民日报》内参《理论宣传动态》发表文章，提出“在我国经济调整中应该重视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
胡耀邦又写了批语，转中央党校，说这期《动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写成《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文，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征求意见，接着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说：“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于光远的《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这些文章，反思了过去长期热衷于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搞重工业，以钢为纲，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是首先考虑人民的食品、工业消费品、住房要提高多少，而首先考虑重工业要多少钢，为计划而生产，为指标而生产。
提出这个问题，颇得人心。读者纷纷来稿，表示赞成。但是，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有人认为这场讨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于是组织文章，在《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发出不同的声音，表明领导层中存在不同意见。
对于不同意见，胡耀邦很慎重。他再三指示《人民日报》继续开展讨论时，不要发表新闻造声势，要把着眼点放在分清理论是非上。可以刊登批评《人民日报》观点的文章，整个讨论都要严格限制在理论观点的探讨上，造成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气氛。
但是，胡乔木不同意《人民日报》继续开展讨论。他说不服胡耀邦，就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接受了胡乔木的意见，同意《人民日报》停止讨论。胡乔木又去找邓小平，向他报告华国锋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得到同意。胡乔木再去找胡耀邦，向他施加压力，胡耀邦只得通知报社，这一讨论暂停十天。
《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心有不甘，给胡耀邦写信陈述意见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十月二十二日又发表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后，受到各方面普遍重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四川、黑龙江、山西、河南、天津、內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吉林、湖北、湖南、江苏、山东、河北、广东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发表了当地理论、宣传、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或者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有的还开辟了专栏。各地如此热烈响应这个讨论，这说明客观情况有这个需要，说明普遍感到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抓住了目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起良好的推动作用。尽管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但这个问题应该公开讨论，这一点却是大家意见一致的。
乔木同志曾在中宣部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有人说要用真理标准问题那样的态度来讨论生产目的的问题，这就造成了紧张。大家都知道，真理标准的讨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想到是不是党内又有两个阵营，讨论这种问题可能引起爆炸。对于乔木同志这个意见，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由于时间短促，未及提出意见。现在，我们仍希望中宣部采取民主的办法，召集一个会，听取一下有关方面的意见，慎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我们认为，就重要性来说，这个讨论不亚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但这个讨论应是针对思想而不是对人。从方式说，不应该采取由各省负责人表态的那种办法，至少报纸上不登这样的消息，避免给任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造成压力。另外，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造声势。要注意平等对待不同意见的文章，让不同意见都可畅所欲言，坚决反对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提倡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认为，只要注意了这些，就不会发生什么‘爆炸’，如果现在突然停下来，来一个急刹车，倒是很难向大家讲明理由，也很难避免下面各种的猜测。”
几天以后，胡耀邦约胡绩伟谈话。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一切由他负责，希望报社照顾大局，照顾团结，也照顾他的困难，把这次讨论停下来。发动由他负责，停止也由他负责。胡绩伟从没有见胡耀邦这样激动过，感他受到很大的压力，于是说服编委会停下来。讨论就这样中途夭折了。
讨论虽然中断，以后《人民日报》再也没有进行过这样高层次的讨论，但中国的经济体制后来还是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告别计划经济，选择市场经济，一举改变了生产目的，中国人终于告别了生活消费品的普遍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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