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政府传出的消息再明确不过：中国需要转向一个更加平衡的、社会和环境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是十年前中国政府制定出的一个基调，然而十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变化：快速的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令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留下了债务、环境破坏和超负荷的隐患。
时间到了2013年，中国新任临到再次承诺将采取更和谐的发展模式。那问题就是，究竟这次是不是来真格的。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习李班子对GDP的增速放缓有了更高容忍程度。在30年保持GDP每年呈两位数增长之后，领导人终于将2013年的经济增速底线设定在7.5%，这是19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强调经济发展速度是第一优先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音译)说，“新任领导人不会说他们不在意经济管理增速，但置于优先地位的是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一个例证是，今年年初，当投资者担心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时，中央政府没有像以往一样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而是宣布采取小规模的刺激和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支持经济活跃度。
中国领导人反复说中国需要弱化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这两者部分导致了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和污染。中国需要更多依靠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更加靠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
检验新领导人的改革意愿最终还是看行动，不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是能提供一些预兆。
这种会议在过去就是规划宏观经济改革的会议，比如1994年的会议决定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路。
从本质讲，会议公布的决议通常都比较宏观且隐意颇深，但中国的观察者们相信从语气和细节的程度可以看出政策聚焦的方向。“比如说将进行国企改革，这种话很大可能是用非常泛泛的语言，并且和之前说过的非常类似。”摩根大通驻香港中国首席经济师朱海滨说，“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财政或土地改革，他们就会用更具体的词汇。”
更加关键的是，会议会透出当局在未来半年至一年里会做什么。一般期望是不要想1994年那样夸张，但也不要像10年前那样没什么变革。
在北京的一个共识是，当局还没有准备好改革掌管着重要经济部门的国企，比如金融、能源。因此，焦点会转向剩下的一些议程：金融、财政、土地和政府管理改革，资源价格、社会治安管理，以及向私人和国外企业开放受保护的领域。
所有这些举措都会推动中国更多私人投资、消费、服务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所以所有的进步措施都会受到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的欢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负责人Markus Rodlauer 说，“最后，所有改革将会以渐进的方式传递出来。中国因渐进式、小心的改革战略发展得很好，不需要也不应该冒险宣布采取激进的改革。”
许多人对中国改革都有着各式的期待，比如金融改革、税收、贸易，甚至是土地和户籍改革。与期待形成对比的是，试点推广比较艰难，比如上海自由贸易区——被看作是为金融市场改革的试验田，这可能是政治上对全国性改革缺乏共识的一个迹象。
经济学家表示一定程度的谨慎可以理解，因为许多改革意味着权利将移交给市场力量;未来几个月将会显示出当局希望过渡的步伐有多快。但由于没人知道中国之前堆积了多少债务，有多少产能过剩，环境恶化程度究竟如何，以及社会紧张局势难以控制;在安全上考虑过多导致改革过慢也可能有风险。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Gudrun Wacker 说，“我们不知道北京还有多少时间，也不知道过去采用的渐进式改革是不是还可行。我相信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五年里试图控制问题，而不是做什么激烈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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