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选择“中性改革”路径
任何改革都会有掣肘，再重要的改革议程也不可能自外于本土的现实环境，好的改革是在现实土壤中寻找最优方案。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贫富分化极大，利益割裂严重。面对国内各种阶层分割、各种民粹想法，强调民生经济，保障最低的居住、医疗等保障需求，同时把保障胃口压低，降低寻租空间才是现实选择。既不向利益集团低头，也不向民粹低头，中国只能选择“中性”改革的路径。
中性改革在房地产市场表现得最明显。虽然一二线城市两年来房价房租飙升，但重要政治人士很少谈及房地产。在其他保障领域，也将延续这样的风格，应保尽保，减少寻租空间，在普遍保障的同时，降低高保障的胃口。
联合早报：中国挑战新一轮开放政策
中国的开放政策持续了30多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尽管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成功的，但从早期的沿海开放经济特区，到后来的各种形式的经济特区，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甚至也有失败的。特区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政策层面说，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关键的，那就是领导层的领导力和制度创新。
如何追求新一轮政策的成功呢?最重要的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现在人们的共识是，新一轮的特区需要体现的是升级版的开放政策。只有升级版的开放政策，才能打造出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区或者实验区。现在的设计仍然过分停留在经济技术面。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就是说特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说特区在行政、社会和文化体制方面的创新就不可以了。体制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体制的可复制性，在特区和实验区的新设立的体制，在其成功之后要推广到其他地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思想解放是三中全会的关键
回顾历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是决定性因素。几次关键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当下重启改革，尽管已是社会共识，但改革前景却不容乐观。原因在于，改革步入深水区，面临的是观念和既得利益的双重阻力。其中，国企改革、“政府的父爱主义”、完善法治则是最需要思想解放助推的三大关键点。
要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取得何种历史地位，思想解放的空间是主要观察点。如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能真正消除所有制歧视、推进司法独立、大胆放权给市场，就有可能实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五位一体的改革”，进而推动中国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法治的市场经济转型。
大公网：“政企关系”为何成为改革核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中共将经济体制改革置于改革最优先的地位，决心延续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中国堪称当今世界正常国家中政企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道路和相关意识形态的限制，决策层担心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与现存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冲突;而抓住大型国企有助于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增强执政党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这便是隐含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
可以说，国有企业成为近十年“中国奇迹”的受益者，同时也将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绊脚石。审视中国近些年经济的变化，会明显的发现国家渗透参与市场的力度在不断的扩大。此外，多起国企并购失败的案例显示，在全球市场竞争时，企业的国有性质可能带来的更多是阻碍，而不是助益。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必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如此，中国的持续增长才会可能，“中国梦”才有实现的基础。
新京报：排名取消，地方该如何重视信访?
中国信访制度正静悄悄地进行着改革。国家对各省份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
不过，排名取消了，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一方面，必须加快地方政府的政治文明建设，规范权力的运行，要在现行体制以及法律的范围内解决权力侵害民众的行为，将民众的怨气消弭在初始阶段。另一方面，除了信访之外，还要多给民众提供一些公共救济的渠道，以切实维护民众的合法利益。比如，司法的渠道、基层调解的渠道等。这其中，司法的公正至关重要。现实表明，相当一部分民众正是因为对司法公正缺乏信心而屡屡上访的。
中国青年报：发言人“不说”容易引起质疑
眼下，新闻发言人制度越来越常态化。不过，新闻发言人在“发言”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不发言”的情形，即“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若听任这种“不想说就不说”的现象持续蔓延，要么消极“发言”、选择性“发言”，要么名为“发言”实则“封堵”，不仅不能消除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还会抵消掉这些年来好不容易取得的信息公开成果。
当下，中国社会的媒体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日渐发达的网络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渠道。以往那种完全依靠发言人选择乃至封锁信息的情形不复存在，发言人不说，媒体和网民都会质疑，只能是延误最佳的信息发布时间，在引发公众不信任的同时，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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