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理念，解决了和平时期党和政府该干什么的问题。严格地说，这次思想解放只是中共告别了基于教条主义的政治癫狂，开始回归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这是态度的转变，而不是知识的更新。
第一次思想解放虽然没有真正的知识更新，但现实经济发展已经提供了可资总结的重要经验。经济机器一旦启动，高层经济官员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维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地方有了经济决策的空间，特别是农民的市场活动事实上已经无法禁止。高层决策者不得不接受现实，但在“理论上”把市场仅仅看做一种“补充”。显然，基于这种认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转变为面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基本没有可能性，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经济总格局很不稳定，并导致了政治麻烦。新一轮思想解放因此显得十分迫切。
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2年及随后一个时期。这次思想解放有了真正的知识更新。由邓小平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一套新的理念，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层政治家体会到，政府不是万能的;即使政府想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它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把经济活动安排妥帖。于是，要搞市场经济，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邓小平提出，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的确是对旧知识体系的一个巨大冲击。在教条主义者看来，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抛弃了计划经济制度，就等于放弃了社会主义。邓小平让全党打破了这种思维，的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为今后进一步解放思想开辟了空间。
这一轮思想解放进一步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瞠目的辉煌成绩。除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较大经济波动外，中国经济总体上相当稳定;甚至在世界经济形势很不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表现得比较出色。曾经一个穷国，一个背负巨大历史遗产但却远离当代文明的落后国家，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让别人很不适应，也使我们自己有点找不到北。
尽管第二次思想解放以来成绩巨大，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已经积累成形。笔者以为，当前社会经济问题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是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低，二是中国出现中产阶层的“孕育焦虑”，全社会显示出紧张、浮躁与信心缺失的负面心理。从人均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看，中国正处于中产阶层崛起壮大的关键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在快速城镇化时期，也正是中产阶层快速成长时期。从目前形势推及未来，中产阶层的崛起壮大的前景不很乐观。
就表象而言，以上两个问题在当今中国众多的问题中最具有根本性。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终将使经济发展减速，直至停滞。中产阶层不能发展壮大，社会稳定将无坚实基础。两方面互相作用，足以使中国复兴之梦延迟实现。
以上两种趋势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没有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以致市场经济存在严重缺陷。第二次思想解放抛弃了政府万能论，决定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既往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想发展就能发展。市场需要主体，而主体的规定性特征是产权关系。
目前，中国大体形成了产品市场，但要素市场没有建立起来。土地、劳动与资本，这三大要素的市场均不健全。没有健全的要素市场，市场经济就像一个人缺了两条腿，只能靠手臂支撑匍匐挪动。
建设用地一级市场是国家垄断的，且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不统一;农地流转市场因农地产权不明晰，交易成本高、效率低。笔者在农村调查中采集到一位农业投资者这样的意见：如果能把土地租约延长到15年以上，投资者可以自己整理土地，不要政府花费一分钱，且可以提高土地租金;如果大规模经营所需要的土地可以购买到手，投资者可以自己保护土地肥力、治理土地污染，确保土地生产力的可持续性。目前的土地制度不允许这个目标实现。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尚未消除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分割难以打破也与土地制度有关系。土地的低价使农民舍不得放弃土地进城，而土地市场不自由又将进城农民返回农村的路堵死。劳动力市场在城市经济部门内部也高度分割。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工资蚕食利润”事实仍然存在，其高工资员工事实上一个特权阶层，它的封闭性令外人很难进入。一言以蔽之，劳动力市场的不统一仍可归结为产权问题。
资本市场的定价也是国家垄断的。一个没有自由定价机制的市场，不叫市场。因为资本市场定价垄断，且国有银行主导间接融资，资本市场浸淫于腐败之中，资本效率难以提高。
妨碍我们建立要素市场的因素很多，而根本原因是思想上对建立科学产权制度的漠视。一部《物权法》曾经使我们乐观，但这部法律因其自身缺陷却远没有发挥预期效力。这部法律几乎照抄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使法律自身充满了逻辑缺陷。拥有乐观精神的学者曾经以为可以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使农民的承包地变为农民的“准私有财产”，一举解决土地的产权明晰问题，殊不知这一理念在实践中成了笑柄。例如，高层农业官员曾反复告诫说，农地承包权“不变”不仅是指承包制度不变，更是指地块不变，但在强大的“公有制”观念影响下，相当多的基层干部拒不接受这一说法，坚持认为集体领导人有权调整土地。
新一届中央全会决定显著提升了决策层的思想解放程度。将市场的作用提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高度，表明决策层将高达程度低简政放权，增加市场的自由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表明农民将得到与土地有关的多种权利，土地将实质上成为农民的财产;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表明国家将打破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围绕土地而形成的僵化凝固的利益网络将有重大调整。
思想解放初现澄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作用。对于农民拥有土地财产权，人们常常表示忧虑，其实大可不必。例如，人们常说的土地产权所导致的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就有一些误解的成分在里面。据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古代在土地占有方面的两极分化情形的确存在，但也不是绝对现象。从土地改革历史文献看，民国政府时期的土地分配有的地区两极分化明显，有的则不然。但凡两极分化严重的地区，总是发生了严重的官场腐朽问题，官员强取豪夺，用权力将别人的土地夺到手。有些情况下则是因为政府对私有权不能有效保护，老百姓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豪门望族，自己求的耕种土地、养家糊口的安稳。所以，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恰恰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造成的。
思想解放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平等。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才能。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土地要素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就10%左右，其余国民收入主要靠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取得。资本收益因市场竞争产生平均化趋势，而人力资本所获收益一也因教育机会的公平，有了相对的平等。惟有企业家才能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才使得极少数商界巨子获得海量财富，这种不因土地占有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与人们对所有权改革的担忧完全相反的例证屡见不鲜。中国尽管实行土地公有制，但近些年却持续出现因土地炒作而产生的暴富现象。深入探究起来，这种现象总与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有关，也与官商勾结脱不了干系。
思想解放所倡导的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从近年中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看，土地制度弊端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因素。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无不与土地制度的弊端有关。土地所有权制度不改，国无宁日。
思想解放也会为今后更长远的改革部署创造基础。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提出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设想，他希望在更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政治。从理论上说，自由先于民主，适当的私人财产权的积累以及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没有稳固的私人财产制度，贸然地全面推进民主政治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用较长的时间建立合理的所有权制度，是未来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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