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人们了解金庸，多因他的武侠小说，或据此改编的影视作品。其实写小说只是金庸的余兴，办报才是他的本行。他本名查良镛，于1959年5月20日创办《明报》，在政治上标榜中立，品味上追求高雅，起步阶段很难。1963年就“裤子”与“核子”的关系，也就是人民生活与发展军事何者优先的问题，与《大公报》展开笔战，引起公众关注，发行量大幅上升，走出草创期。
1966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他通过《明报》的社评对政局变化作出预测，准确率很高。正像他自己所说，“我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
1966年3月1日，他看到加纳总统思克鲁玛到北京，“在赴机场欢迎的首脑中，赫然有林彪在。林彪久不露面，这次出现，相信也有特殊意义。可以想象，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重大的变动。”
是年5月6日，他在社评《郭沫若认错求饶》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世人所知，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中共军队在这场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而且目前是颇占上风，但距离最后的决定，还遥远得很。”5月中旬，他又连续发表《彭真出了事么?》、《彭真之头疼矣!》、《大老板是谁?》等社评，指出批判的目的是要揪出彭真。5月26日社评又说，目的还不仅是要揪出彭真，而是要揪出给彭真“发营业执照”的更大的“老板”。6月4日说：“要是在他之上更有大老板，那似乎就要牵扯到刘少奇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之继承人位置已不巩固”。1966年8月，大陆处在红卫兵破“四旧”的高潮中，他在社评中说，如果认为红卫兵的“目标只是在砍永安公司的招牌，拆大佛寺中的罗汉，那当真是‘等闲视之’了。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消灭各地各单位中的黑帮黑线’。”“打击与摧毁刘少奇派人的声望与势头”，“搞垮、搞臭、搞倒”刘少奇这个国家元首。
1967年，江青还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他在社评就说：“江青的突然崛起，当然百分之百是仗了毛泽东的势，她自己本人在党内有何资历?有何贡献?有何才干?有何实力?”“江青目前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泽东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儿躲’了，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江青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大权独揽，要么就给秘密清算，长期软禁。”
1967年11月29日，林彪为海军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军报发表海军全体指战员给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心书。12月3日他发表社评《林彪渐露跋扈相》说：“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氏之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突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1969年中共九大将林彪是接班人写入党章，他又连续发表《万寿既无疆 何须接班人》、《自来帝皇 不喜太子》等社评，预言林彪没有好下场。
1976年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领导职务。金庸在4月15日的社评中说：“邓小平还活着，政治生命却大概是从此完结了，除非毛泽东不久就逝世，中共内部立刻展开大斗争，周邓派占到全面上风。”“从邓小平过去的历史与表现来看。如果他掌握了一切大权，中国未必能自由化。”
1979年，中越交战。中国进军到何地为止，何时撤兵，他都一一言中。以至东南亚一带的报纸每天转载他的社评。
他在1981年2月的《明报》社评中预言，中国决定收回香港，大概会在收回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布，同时并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不久应验。
一家报纸，经常出现预测准确的社评，读者自然欢迎，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了读社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称赞金庸：“知识丰富，见解卓越，时常有先见之明，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因此，从文革年代开始，《明报》的发行量稳定在十万份以上，在香港日报中稳居第三位，成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严肃报纸。
金庸的社评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大陆政局的变化，而同在香港的左派报纸却做不到，反而时常公开批驳他的预见，事后成为笑柄。这不仅是报人见识高低的问题，背后有不同体制的差别。左派报纸的宣传口径不是报社自身可以决定的，而金庸发表言论可以独立决定，不受权力的约束。金庸直言不讳的社评，当时难免引起中国高层的不快，但历史却给他打了一个高分。
1981年7月18日，金庸成为邓小平会见的第一个香港同胞。邓小平当面称他为“老朋友”，说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并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香港左派报人没有得到这样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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